夏斌是国务院第3次大督查第16督查组的成员，回忆起几天前在重庆的日子，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很辛苦”—此次大督查，第16督查组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矛为组长，先赴重庆，再跑贵州。
“督查工作纪律严明，工作节奏很快，有二十多项的内容要督查，督查时，各方面的内容都要结合起来。”夏斌介绍。
9月18日，为期半个月的国务院第3次大督查全面启动，20个督查组前往地方，摸底地方改革落实情况。根据国务院的督查文件要求，本次大督查的内容，包括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4个方面共23项重点内容。
国务院的第一次大督查和第二次大督查，分别在2014年与2015年。“与前两轮大督查相比，这次最大的亮点在于实现了全国省份的全覆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十八大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求切实打通决策部署的“最先一公里”和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本次大督查，20个督查组手握“尚方宝剑”，剑指地方对相关决策的落地生效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在通知中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存在改革不深入、工作不协调、政策不配套、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存在个别干部懒政怠政和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影响了决策部署落地生效。由此可见，地方懒政和官员不作为，亦是本次督查的重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道：“这次的大督查力度空前，表明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是下定决心要动真格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部分经济数据中，各省钢铁和煤炭产量开始大幅增加，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继续上涨，且涨幅比前几个月更为明显。这给20个督查组都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目前，督查组行程接近尾声。“近期房价暴涨，导致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还带动了水泥、钢铁等传统产能行业，使得去产能效果不理想，这些都应该是督查组应该继续重点关注的。”卞永祖继续分析道。
多名组长来自重要经济部门
国务院第3次大督查覆盖全国31个省份，共派出20个督查组—数量比前两次督查加起来还要多。2014年，第一次大督查派出了8个小组；2015年，第二次大督查派出了11个督查组。
20个督查组分工明确。第1至第5督查组“督部门”，负责督查国务院的有关部门；第6督查组至第20督查组“督地方”，负责督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督查小组延续了以往的高规格配置阵容：组长由部长级别的官员担任，副组长由副部长级别的官员担任，督查组成员的来源，一是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区、市）政府督查室抽调；二是邀请部分国务院参事和专家学者参加。
“督查组组长的高规格配置，首先表明国务院的重视程度。其次，在现行的制度下，部长级别的高规格督查，可以加强督查的严肃性和认真性，提高督查的效果。”竹立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是国务院大督查的三届“元老”。今年，他作为国务院第7督查组组长，带队考察天津与河北。2014年，他带队调研江苏、浙江和上海；2015年，姜大明转战督查东北三省。
三次大督查中，像姜大明这样的三届元老，只此一位。
根据今年已公布的组长名单，此前有过大督查经历的有第9督查组组长、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以及第10督查组组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两人都参加过去年的国务院第二次大督查。
细数第三次大督查已公布的15名组长，过半来自重要经济部门。第6督查组组长张勇与第19督查组组长宁吉喆，均来自国家发改委；第9督查组组长于广洲，来自海关总署；第10督查组组长王军，来自国家税务总局—本次督查侧重经济面向的意味，不言自明。落实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任务要求，是本次督查的工作之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员欧阳慧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国务院大督查就是要看地方是否落实了国务院的经济政策。同时，在地方督查可以发现新的经济问题，为下半年的经济形势预测做好一次‘摸底’”。2015年的第二次督查中，姜大明亦曾表示：“（通过督查），越走我们看得越清楚。”
“目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惰政的行为，地方官员不敢承担改革伴随的风险。督查实际上是给地方进行一个动员鼓励。”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道。
督查组组长的选择与各地方存在的重点问题有无对应关系？卞永祖表示并非完全对应：“督查组组长的配置，或许和督查的地方有关系，但应该不是决定因素，不会完全根据督查地点的情况来组队。”
查啥？供给侧改革少不了
与前两轮督查相比，本次国务院大督查的创新之处，在于督查前首先让地方进行一轮自查。
根据《督查文件》，国务院要求各地方“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和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以及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工作建议”，并在9月15日前将自查报告送报中央。 “地方首先自查，对自身的问题有一个了解，这样为后续的督查组提供一个清晰的思路，明确实地督查的重点方向。”储殷分析道。
与往年的督查内容对比，经济稳增长与保障改善民生属“老生常谈”，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属于督查新内容。
9月12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在第三次国务院大督查的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经济形势复杂严峻，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此次大督查要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工作实效，督准督实督深，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此次督查的主要问题在于落实。我们的想法和理念从国际上来看已经很好，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次杭州G20上，大家都在提。再比如可持续发展，也一直在提。所以不再需要提特别多的想法和理念，最需要的是把已提出的措施扎扎实实地落实下去，就已经很好。”卞永祖说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部分经济数据显示，各省钢铁和煤炭产量开始大幅增加，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继续上涨，且涨幅比前几个月更为明显。这给20个督查组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此外，第11督查组长、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山西指出，除4个方面的23项重点工作外，此次督查内容还包括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建设、加强保障房建设管理等3个专项督查。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在国务院的《督查文件》中，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内容，特意指出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督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等情况。”“现在对国有企业的重组、劝退进行一个瘦身，正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目标相结合。”李锦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咋查？改行程、搞座谈
9月18日，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带着第20督查组来到辽宁。随后的五天时间里，他去了三座城市，召开了6次座谈会，一天里参观的企业（或生产基地）达到了12家。
根据公开的资料报道，目前，督查组已在全国25个省份做过调研，每个省份的调研时间至少为5天。对比2014年的第一次大督查，以姜大明为例，他所在的督查组需要在10天督查4个省市，每个省市的逗留时间仅为2.5天—今年的调研时间明显大为宽裕了。
但督查组的行程依然紧凑。
根据新华社报道，督查组还会临时改变行程，采取突击检查的方式。第10督查组在督查深圳当地的保障性住房时，得知深圳悦龙华府小区的1004套保障性住房中有527套空置时，遂决定临时改变行程，前往悦龙华府探明实际情况。
企业座谈会是督查组了解地方企业真实想法的重要阵地。据新华社报道，第10督查组在深圳调研时，组长王军“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强直接抢着发言，表示“企业遇到发展瓶颈，需要相关政策支持”。深入询问后，王军表示：“督查组会将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向有关方面反映。”
“企业融资难，希望国家帮助。”这是座谈会中，企业提出的频率最高的问题。在青海、辽宁，均有企业家面对督查组直言遭遇融资难、
李锦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民营企业融资难，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它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太差，靠督查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后续：奖与罚
今年的大督查提出了容错纠错机制。根据《督查文件》，此举意在强化激励与问责。
“容错是一个科技术语。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我们都没有经验。以前叫‘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没有石头可摸了，那就要允许地方政府去创新，用新的方法、新的机制解决遇到的问题。容错纠错机制，有助于调动和保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卞永祖说道。
2015年第二次国务院大督查结束后，首次根据督查结果进行了奖励与惩罚。国务院决定对落实有关政策措施成效较明显的漯河市等20个市（州）、霍林郭勒市等20个县（市、区）予以表扬，并在2016年对这些地方采取多项激励措施。
激励措施包括5项：一是国家在资金上对其重点项目建设给予支持；二是2016年督查收回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转移支付沉淀资金，用于奖励上述市（州）、县（市、区）发展；三是对其企业申请发行企业债减少审批环节；四是统筹实际需求相应给予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支持；五是实行“免督查”，不纳入2016年大督查范围。
同时，国务院办公厅还在2015年7月对20项地方工作典型经验做法和16项部门工作典型经验做法，进行了通报表扬。
有奖有罚。
针对督查发现出来的问题，从2015年8-12月，国务院进行了三批次的督查问责。涉及财政资金沉淀、土地闲置、重点项目建设拖期、保障房闲置、民生项目资金大量结存、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整改不力等一批突出问题的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根据通报，各地区共依法依规问责382个突出问题，共问责处理1456人。其中，地厅级77人，县处级469人，乡科级及以下910人。
多位专家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今年督查结束后，奖罚肯定会有所体现。而储殷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尽管这次大督查表明了国家高层推进改革雷厉风行的决心，但督查只是一种动员形式，后续还要靠一些制度政策。中央很多文件不能落实下去，背后的根源是中央地方责权关系的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