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我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的建议和意见比较多，所以外界认为我对中国的经济很悲观。甚至一些朋友认为我是在唱衰中国经济，我想借此机会做一点声明。同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一样，对像我这样出生在六十年代中期，差不多有十多年吃不饱饭的经历的人而言，是没有任何理由唱衰中国经济的，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否定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之所以要提出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的困难和风险，是因为我对中国的期望非常之高。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优秀文化财富的文明古国，我们先祖是非常骄傲的，任何事情，我们是不会和我们同水平，或者比我们水平低的国家相比的，我们现在的标的只有一个——就是美国。
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我想这是我们真正的中国梦。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中国梦，有这样的自豪心态，骄傲心态，我们才在深刻的研究，深刻的分析，或者研判中国经济正面临的困难和风险。
我们希望能找到解决的途径，找到方法去克服这种困难和风险。
“L型”守得住吗？对今天中国经济现状，我总共有四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个，是关于增长速度。
增长速度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在持续加大，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会走出一个“L型”，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也讲中国的经济将是“L型”，但是我认为，从目前的各个数据来看，从微观企业的投资情况来看，前面发言的领导也提到，今年上半年，民营投资的增速只有2.8%，而且我们消费的增速也回落到了个位数，我们的出口是负增长，全球经济整体非常低迷，在这种对比下，我的基本判断是“L型”，没有！“L型”守不住！中国经济的整体是一个持续的下行，不是“L型”！
我们现在所能作到的最好的结果是，希望不要急剧的，快速的下行，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基本的判断是，宏观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效果越来越差。
我想这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出来以后，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这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院型官员，特别引用了一些货币信用方面的数据，比如说M1增速超过25%；M2增速超过13%，说明我们的各路资金，趴在账上，根本就没有流入实体经济。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情况，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这说明我们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所造成的效果，在大幅度地下降。
上个礼拜在杭州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我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非常明确地讲到，现在全世界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都是非常不理想的，我想这个判断，也是我今天下面要用数据和大家谈到的重要话题。
我们今天必须要从依靠短期的宏观政策，要转向基本面的，长期的政策。
第三个判断，就是我们的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包括房地产，也包括其他的金融投机资产的价格。现在大家看起来，资产价格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共识，并非是因为所有刚性需求，或是实际的需求，而主要是因为庞大的货币信用投放所推动起来的。所以去年开始，中国部分城市开始房价疯狂上涨，展示了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不健康的一面。
我们所在的南京，在座的各位都非常开心，因为最近的几个月，南京的房价已经上涨了一倍。从长远的，实质性的经济层面观察，这种现象并不值得高兴。原因很简单，在股灾以后，大量的资金就从股市跑到了房地产，现在据说房地产又要开始回调，有人于是预测，下半年股市又要开始火爆。
庞大的资金和信贷，不在实体经济投资，一会跑到股市，一会又跑到房地产，一会跑到文化古董市场，炒来炒去，这是今天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第四个判断，是改革，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判断。
作为一个独立研究人员，我最担心的是，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从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不是改革，而是倒退。
要想解决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真改革而不是假改革。我们今天的改革是文件多，口号多，会议多，论坛多，说法多，但是真正的落实很少。
为什么民间投资增速只有2.8%，为什么如此剧烈地下滑？我想原因不是因为货币紧缩，不是因为财政政策不宽松，不是因为没有投资机会，而是因为人们对政策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有所怀疑，彷徨和观望。第四个基本判断是最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今天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问题能不能解决，直接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真心推动改革。
短期：信贷扩张正积累巨大风险
我下面将具体谈一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或者说最大的风险。我们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来进行简要的分析：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最大的困难和风险就是我前面讲的几个判断和具体的数据，已经告诉了我们，那就是我们高杠杆和高负债，所引起各种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是靠庞大的经济投入吗？是靠我们全要素的生产力的提高吗？当然，这些会起一部分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靠我们庞大的债务扩张和信贷扩张。
我们可以看到，到今年的6月底，总债务和GDP的比率，已经从2008年的155%上升到了目前的260%，总额从49万亿上升到182万亿。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贷款，那么这里面谁把钱拿去了？主要是非金融的公司，他们现在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了114万亿，所以为什么中央提出了“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这三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着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不一定很准确很科学。2009年以来，我国信贷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在显著的下降，从大约1上升4。创造1元的GDP至少需要4元信用来推动。这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已经扩大了5甚至6，为什么货币信贷的效果越来越低？
我们看到企业的高负债带来的银行系统的风险，这个数据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根据官方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达到1.4万亿，不良贷款率也达到了1.75%，两年内翻番。如果加上关注类贷款，不良贷款比率已经达到了5.5%。一些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实际已经达到了8%-10%。
钢铁行业，总共负债余额达到4万个亿，86个钢铁企业的负债总额就超过了3.3万亿，煤炭同样如此，有很多钢铁集团、煤炭集团动辄贷款数百亿，上千亿，乃至数千亿，怎么去还本息，这是一个巨大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状况持续下去，有一个压力测试，如果全国银行不良率达到7.62%，则全部资本金都会被坏账吃掉，全国银行体系“技术上”破产。
当然，在座各位说，我们的银行都是中央政府的银行，都是地方政府的银行，不会破产，所以我们可以躺在这个结论上睡大觉。中国的银行确实不会出现破产，但这不等于中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有各种各样表现形式，最终都将让国家付出代价，只是付出代价的方式和形式有所不同。
银行要补充资本金，财政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最终金融危机的重担，只有全国人民来共担！所以从短期来看，我们今天面临的下行压力，我们前面讲的四个判断，正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七八年时间，我们的宏观政策，或者我们的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增长方式上面，所带来的巨大的负面的后果，我们必须要反思这一点。
有人会说，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我们成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不起，我要告诉各位，我们应该仔细反思一下，GDP到底代表什么？GDP能代表我们的真实财富么？我们更要深刻的反思，我们GDP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我想我们的含金量，客观讲，不是很高。今年夏季，一场洪水，让我们看清很多事。
所以我们不能沉醉于GDP世界第二带来的沾沾自喜，甚至洋洋自得。正是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态，让我们没有反思过去这么多年，是不是有些政策确实是错的。我们今天正在为这些错误的政策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在，高杠杆和高负债让很多的企业，已经没有能力进行再投资。根据统计，自2013年以来，差不多40%的新增信贷被完全用于偿还利息。（今天在场有很多银行的专家，各位可以对我的这些数据提供批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新增信贷如此庞大，但是为什么我们上半年GDP增速只有6.7%，而且在持续下降，因为这些新增信贷的40%没有流入到真实投资，而是拿去还本付息。
毫不讳言，现在很多的企业，特别钢铁、煤炭、制造行业的国有大企业，就是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生计。如果银行一旦抽贷，这些企业很可能马上就要濒临破产。各位都知道，很多地方省政府、市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银行不能随便抽贷，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由于高负债高杠杆，让社会财富和利润，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几大银行手上。2800多家上市公司，总共利润也不到2.5万亿，十几家银行就拿到了全部利润的60%。
最近美国一家知名的咨询机构麦肯锡，发布了报告，结论是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经济利润（与企业利润不同，但能更高地反映资本利用效率）的80%，被银行和金融机构拿走了。全国企业才拿到20%，可见我们的资本利用效率是多低下。
中央政治局从2013年就开始，就反复强调，要提升有效投资、降低无效投资，消除浪费投资，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这个短期的问题是如何造成的？数据表明，我们的国有企业拿走了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的50%，而国有企业只不过贡献了GDP的40%、财政收入的30%、就业的20%，总之其拿到的资源与其做出的贡献极不相匹配。社会融资总额的大约41%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老板天天在鼓吹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中国经济离不开房地产，房地产行业拿走了那么多的资源，而其对GDP的广义贡献度只不过20%。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难道能永远靠房地产吗？
这个高负债根源是我们知识产权结构的畸形，经济增长战略的畸形，导致的投资结构畸形、信贷结构的畸形，社会成本结构的畸形。
所以说为什么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额越来越大，社会融资评价成本却长期居高不下，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为什么？
不是因为货币放的不多，不是因为贷款放的不多，是因为结构的畸形！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但是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
大量金融资产在不断地快速增长，实际上这些庞大的资产创造的收益呢？金融资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实体经济的规模却在萎缩，这是非常危险的。
中期：警惕全要素劳动生产力持续暴涨
前面我们说的问题，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遇到的最大的风险是全要素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暴涨。
当然，有些朋友，甚至我的一些同行，经济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力这个概念无法直接测算，这个概念不可用，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全要素生产力可以综合地衡量一个国家的资源的利用效率。而有很多间接指标可以表明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
这里我提供三大类的指标：
1、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增速快速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年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下滑，我们今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已经下滑到了6%，前些年我们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仍然超过10%、15%，甚至20%。但现在这一数据出现了直线下行的态势。
2、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下降。
1-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只有6.2%，与工业增加值增幅大体相当，而且增长率主要来自一些短期因素，譬如石油行业和炼焦行业的利润出现大幅度增长。实际上绝大多数行业的利润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增长。私营企业利润增长8.8%，国有企业利润连续19个月负增长，1-6月，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降8%。这不是全要素生产力下降是什么呢？这是最令人担忧的，这表明中国整体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快速地下降。从长期的经济增长来看，这是最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深层次的问题。
3、劳动者工资受到遏制甚至受到地方政府强力干预，担心劳动者工资增速超过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速。
我们大家都知道，发展经济最终的目的是改善广大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提升他们的工资。前段时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在快速提升，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最近包括一些经济研究者都在讲，现在劳动者工资的增速，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速。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正式的文件，要求在2-5年内，不再上调职工的最低工资，甚至降低。这说明什么，当然是说明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正在出现混乱。如果要素生产力在持续上升，那我们劳动人民的工资水平当然是持续上升。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我们官方发布的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数据，但是毫无疑问，过去30多年以来，我们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既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那么今天，全要素生产力的下降，劳动者的收入会不会出现快速的增长，我们怎么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根源性的难题。而这些难题，靠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难以解决的。
长期：原创性科技创新不足，才是中国经济最大困境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出现了这么多困难？我们说的短期、中期、长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深层次的认识。我认为中国真正面临的长期根本性困难，是原创性科技创新严重不足。
这里我也列举了三组数据：
第一：我国制造业整体仍处于全球产业的低端，产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都很差。这有太多例子。苹果手机90%在中国加工，批发价500美元的苹果手机，苹果公司拿走161元，全球经销商拿走160元，零配件供应商拿走17.25元，中国加工企业仅拿走6.5元加工费。
整个中国汽车制造业号称全球第一，但是“货是中国货，芯却是外国芯”。所有的高科技差不多都是同样的故事。
今天我们谈什么虚拟现实，谈什么人工智能，说好听点，我们是在积极追赶世界，说不好听一点，我们仍在亦步亦趋模仿别人。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中国260家最大的制造企业2014年利润总和只有4623亿元，平均一家企业利润17.7亿元。美国苹果公司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利润超过200亿美元（1260亿人民币）。意味着我国最大的260家制造企业的利润总和实际上还比不上一个苹果公司。而这样的公司在美国可以说比比皆是。中国能相比的，只有一家，就是华为，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太少。
我们再看今年中国大陆103家(如算上台湾7家,共110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企业，但这些企业并不是代表我们真正的科技实力，我们大多数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都是依靠国企的垄断经营。这样的世界500强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其中隐藏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大量的国企，甚至上市公司，都是依靠庞大的各种补贴来生存，这是另人匪夷所思也是令人震惊事实。说明我们即使是最好的企业，盈利能力也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我们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即使是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企业，与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差距也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说GDP增长6.7%这样的数据毫无意义，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GDP，GDP究竟代表什么，经济学一直在试图改进这些指标，但是很多我们今天是无法衡量的，向如果我们从上到下，不再谈GDP，撤销统计GDP的部门，我想中国经济会更好。但地方政府，为了乌纱帽，为了升官，还在谈GDP增长，甚至有很多造假的成分。这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巡视组说统计部门，有数字腐败的问题，这不就是数字造假吗？
我们应该关心真正的核心问题：我们很多企业依然依靠廉价劳动力，环境污染、资源消耗、来给发达国家打工。我们今天根据权威部门的数据，我国核心和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依然高达50%-60%（先进国家一般低于30%）,新产品开发70%依靠外来技术。
我们几乎没有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和跨国企业，大多数替外国企业做贴牌生产。
第二：工信部长苗圩很客观地讲过，从全球产业链上，我们仍然处于第三梯队，即低端制造领域，第一梯队是指三个国家——美国、英国、以色列。在许许多多领域里，美国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而英国在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汽车发动机、飞机发动机金融科技等领域领先世界；以色列领先的技术包括，信息安全或数字安全、高科技农业、航天航空、生物制药、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高端医疗仪器等。
第二梯队是欧盟和日本主导的高端制造业。
如果你了解历史，就知道现在流行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其实在60年甚至70年以前，就开始在国外生根发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想到，我们要做真正原创的东西。
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去以色列投资，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以色列在很多领域里都处在世界最领先的水平，以色列人口相当于南京市，810万，面积和北京市差不多，而且有4/5是沙漠和半沙漠地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跻身到全球前列，靠的是原创的科学创新、原创的科学思想和技术创新。
今天中国经济走到这个门槛上，我想，我们应该平下心来，应该冷静下来，我们在思考中国经济真正的核心难题，这个难题，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解决不了。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解决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去解决呢？中国贫富差距、教育匮乏等许多问题，都将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如果我们企业和个人，现在还只想着炒炒房地产，收购企业，搞点理财，那中国经济堪忧。
以色列有一个30万人的小城市海法，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海法高科技园，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公司，有340多家在这里成立了最大的研发中心。为什么微软、苹果、英特尔包括华为，都跑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呢？
靠的就是人才，这个小城市有三所大学，其中一所——以色列理工学院被称为中东的麻省理工学院。
所以我这里要说的第三点就是，中国依然严重缺乏真正引领世界和人类未来的原创性思想和科学发明。从长远来看，原创性科学思想是最重要的竞争力。真正原创的东西必须要靠自己。
我想提醒大家，中国，获得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儿兹奖的人数，与大国地位完全不相称。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本土培养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似乎只有屠呦呦。我们看数据统计，为什么二战以前的德国，是世界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因为当时诺贝尔科学奖超过70%，被来自于德国的科学奖获得。二战后，美国成为诺贝尔科学奖绝对的垄断国家。我们再看图灵奖，基本被美国人全部垄断。我们再看看犹太人，占全球人口千分之二，拿走全部诺奖的27%。
所以，我真诚地奉劝各位，我们不要再谈GDP、货币政策、降息、降准等表面数据数据，让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竞争力！
真正的竞争力是伟大的科学思想、原创性学术思想。这些必须来自于大学和研究机构，大学的根本是学术，学术的根本是自由、自由的根本是独立，自由的根本又来自社会的宽容和包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检验我们长线竞争力的试金石。我们能不能允许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思想，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我们能不能允许不同的思想流派都能够登堂入室？
我每年都在呼吁，但我有时候也非常失望。如果学术不能自由不能独立，是不能产生科学思想的，不要以为我们拿点钱就能产生原创性的科学思想。几百年以来人类的科学发展规律表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能产生真正原创性的科学贡献。我想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最重大改革。
我还有一个梦想，我们今天的企业，特别是手中握有大量资金的企业，能不能不要拿你的资金去控股什么银行，去收购很多的企业，去炒房地产、期货、股票，能不能拿你数亿、数十亿、数百亿资金去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不是研究你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不是研究你公司怎么赚钱，而是研究人类的未来和人类的下一步！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梦想，我和很多朋友讲过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个贝尔实验室，大家可以看看他们100多年以来取得的科技突破和重大创新，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这或许是美国100多年能在科技领域独领风骚的秘密。它的资源配置里，科研是非常重要的方向，鼓励原创的科技创新，鼓励大家自由发挥，我想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核心的难题，也是我们最大的风险。因为今天世界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如果我们从思想方式上，从体制精神上，从资源搭配上，做出重大的调整，即使我们解决短期的所谓三去一降一补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中国的GDP还是难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到短期的货币扩张和信贷资本上去，唯一的希望就是原创和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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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张维迎三十年经典文集《市场与政府：中国改革的核心博弈》，原文标题《小问题？大问题？》
这两年我在研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但小问题叠加起来，可以看出体制方面的大问题，令人不安。
一，重复建设和兼并困难问题。重复建设问题在中国很严重，根源何在？流行的说法是，计划经济放开以后，各部门，各地方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导致重复建设。
问题是，西方企业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为什么重复建设没有我们这么严重？我的研究表明，重复建设归根结底与国有产权制度有关。办任何企业都有两种收益，一种是货币收益，另一种是控制权收益。前者可以理解为通常讲的利润，后者包括指挥下属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当经理的社会地位，在职消费，将企业资源转移到能给个人带来其他好处的用途等所有难以用货币度量的个人收益。在国有企业中，经理和政府官员只能得到控制权收益，却没有合法的货币收益。为了追求控制权收益就必须多办企业，进行重复建设。比如说，假如全国只需要建五个汽车制造厂，但五个汽车制造厂只能安排五个总经理，如果建五百个汽车制造厂，就可以安排五百个总经理。于是，官员和国有企业有不断建设新厂的内在冲动。五百个汽车制造厂可能会使整个行业的货币收益变成负的，企业亏损，但这是由全国人民承担的，与政府官员和经理关系不大。如果政府官员和经理们持有企业股票，他们就不会搞那么多重复建设了。
国有企业兼并难，也是同样的原因，因为两个企业变成一个，就少了一个经理的位子。在西方，经理若搞重复建设或阻止有效率的兼并，股东可能会贿赂他，但是在中国，“股东”太多了，没有人会有积极性去贿赂经理。对中国政府官员和经理来，搞建设，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只有通过一个一个的项目，才能得到控制权收益，所以他们特别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
二，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内耗”是中国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常常忙于争权夺利，而不是改进企业绩效。不单国有企业，象四通，联想这样所谓的“民营企业”也不断爆发权力斗争。当然西方企业也有权力斗争，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中国企业内的权力斗争都要严重的多。为什么？我的结论仍然是产权制度问题。因为在现行的产权制度下，企业经理没有股票，只有控制企业，才能获得个人好处，而获得权利又没有一个合法的交易市场，比如一个私人企业，要获得控制权，需要把股票买下来，要付出代价。但是在国有企业和象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控制权的转让与股票转让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大家的心思都放在怎样获得控制权。获得控制权就变成了政治斗争，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
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理更不愿意退休的原因也在这里。在私营企业，经理持有企业的股份，尽管退休会带来控制权收益的损失，但如果有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接替自己，这种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可以从股票的增殖得到补偿。相反，在国有企业，经理只有掌握控制权才能得到收益，退休只有损失而没有补偿，因此，除非身体特别糟糕，退休是不划算的。联想集团用分配股票的办法解决“元老”问题，真是聪明之举，值得所有类似的“民营企业”效仿。不解决所有权问题，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就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国有企业很难有真正的起色。
三，恶性竞争问题。恶性竞争在九九年曾经争吵激烈，中央有关部门还下了一个文件，不允许企业降价。所谓恶性竞争，指的是许多国有企业的价格定得低于平均成本，甚至低于边际成本。以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也许不可思议。经济学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是社会最好的事；如果竞争是不完全的，价格将高于边际成本。但在中国市场上企业为什么把价格定得低于边际成本？一种可能是为了把竞争对手消灭，然后垄断市场，获得垄断利润。但事实上，除电信业外，目前中国市场没有一个面临竞争的企业可以垄断市场，比如浮法玻璃，全国有二百多家生产厂家，有哪一家企业会期望能垄断市场呢？
那么究竟为什么？我的研究表明，恶性竞争也与产权有关系。简单地说，在国有产权制度下，经理在企业收益中占的份额大，而在成本中占的份额小，这样个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率与企业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比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能把东西卖出去，就可以得到好处，至于成本，可以通过种种方式留给国家，于是，对经理来说，把价格定得低于成本是合算的。比如说，部队办了一家餐馆，用军用飞机到广州把基围虾运到北京的成本是100块钱，但这100块钱中仅有一小部分需要经理考虑，那就是飞行员的飞行补贴和当地进基围虾的采购价格，至于飞机的折旧等等都可以打入军事费用，于是这个餐馆可以把成本100块钱一斤的基围虾卖到二十块钱。80年代，军工企业用生产飞机的原材料生产自行车和电冰箱，所以在市场上颇有竞争力，其实与恶性竞争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恶性竞争的基础是现行的产权制度。在这种产权制度下，竞争有时不一定是好事。西方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是最好的，但是，在国有制下，完全竞争却绝对不是最好的，因为完全竞争会使企业把价格定得低于成本，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是不相容的。
四：商业道德问题。中国的商业道德是非常差的，讲信誉的人实在太少了。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有不讲信用的底子。我认为不然。古人讲求诚信。比如说，19世纪，山西票号西到圣彼的堡，东到神户，大阪，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中央银行监督，但是信誉很好，没有赖过帐。现在有那么多政府部门在监督，信息传输又快，信誉恰恰一塌糊涂。那么，是什么糟蹋了中国人的信誉和商业道德？
答案还是产权问题。所谓信誉，很简单，就是牺牲眼前利益，获取长远利益。在博奕论中，只有在进行重复博奕的时候，有充分耐心的时候，人们才会讲信用。但我们的产权制度使得几乎所有博奕都变成了一次性博奕。这个企业今天我管，明天谁管？不知道。那么我为什么要为了明天的利益而牺牲今天的利益呢？所以，大家都搞一锤子买卖，骗了一把算一把。如果企业是自己的，即使不想干了，也想卖个好价钱，也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好声誉。所以说，道德基础败坏与产权制度有关。当我们用一把火烧掉了地契的时候，也就烧掉了中国人的道德基础，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烧掉容易，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大家经常说现在是“黄世人害怕杨白劳”，当时我们就是要让黄世人害怕杨白劳，现在我们自己变成黄世人了，又觉得不好。如果没有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国的道德基础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将只能是充满骗子的市场经济。
五，投资行为问题。现在大家都说人们不愿意投资，所以总需求疲软。人们的投资行为是由预期决定的，预期什么？最重要的预期是产权的预期，也就是投资后的收益是否能得到保证，自己栽的树果子是否归自己。如果个人的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人们就不会有稳定的预期，谁会愿意投资呢？破坏产权不仅仅是把东西从你手里拿走，任何随意改变博奕规则的政策都是破坏产权。我今天买辆车，没什么限制，突然明天宣布说你的车尾巴太短，不能上长安街，这就是破坏产权。
有人说鼓励投资的最好办法是降低税率。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保护产权。中国的投资问题不在税高税低，而在于征税的对象是没有安全感。比如说，一个国家税率为零，但政府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随时没收你的产权；另一个国家的税率是百分之七十，但个人的产权得到有效保护。那么，显然后者比前者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不保护产权，降低税率作用微乎其微。中国的资本都流到国外去了，再用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无异与赶走亲娘找后娘。
来源：本文来自于向松祚在新华网、价值线、吴晓波频道主办的半程2016峰会讲话，为公开讲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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