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500块飘着楠木、柏木之香的牌匾，引领着我们走进先祖们吉详祝福、歌功敬德、正风俗、厚人伦的远古岁月。
乾隆5年的“杖朝耆年”匾走过了270年。耆代表着70岁，这是对一个一生正气凛然、直至老年拄杖上朝也要“死谏”的朝廷大员的人格铭记。
光绪34年的绘满蝙蝠、云扣的雕花匾“蜀国天长”“民怀其恵”“蜀都永赖”，表达着百姓对一方官吏为民所为的心怀感念。
乾隆45年的“艾发重添”是祝寿匾，艾发即白发，祝福添寿长福。它与“福备箕畴”“萱草恒春”匾一样，古风郁郁，躬行着人间的孝悌善良。
乾隆37年的“梵刹耆英”匾和乾隆45年的“坐破蒲团”匾，显然是赞叹德高望重的修行僧人。而民国24年的“销我亿劫”匾乃是修行大德清净自心、普渡众生之劫苦的宏真大愿。两者相辅相承，使我们轻轻触摸到了埋在岁月深处的信仰的温暖。
而民国18年铜梁名流刘庚鱼送给友兄宝森的“无乐极乐轩”匾，更是独出机杼，211字的匾文把一个正气凛然、乐善好施的正人之君、阛阓人杰写得峭拔伟岸。
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颜楷“萱文茂矩”匾雍容谨严，近代草圣于右任的“福寿康强”“贤母天荒”匾雄宏婉丽、仪态万千，而清代翰林院总编撰吴恩鸿的“琼江书院”匾无不流溢着巴蜀人粗犷、文秀和稳定、内敛。
铜梁人说，这里的500块匾额原本是1949年前后从各家各户“没收”而来，因放在一乡镇粮库充当放粮食的木隔板（防粮食受潮）而躲过了那个动荡年代破四旧的灾难性毁灭，实在是不幸中的一幸。
走在这些历经浩劫而幸存的牌匾的廊道，我开始想像那个时代。想像那些在门顶、厅堂挂着这些匾额的人家，想像我们的先辈曾经有过的生活。牌匾、祠堂、族谱、书院、家训、婚俗、祭祀、寿诞……
先人们一代又一代，自律也自在地完成着这些生活必须的仪式，这些仪式最终化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化成了乡愁，化成了日子，化成了性德，最终化成了一个民族千年的文明。
一块匾额，浓缩了一段历史，记载了一个人物故事。两年前，我到江西万年参加一个笔会。一群作家，一群张着惊奇、探寻目光的文化人，怀着探访的心来到营里村。村中有一座南宋著名人士、教育家柴中行开办的“南溪书院”。柴中行号南溪先生，书院就此得名。
因目睹了朝廷种种腐败和闹剧，仅50岁的他，便以年迈为借口退隐于江西万年营里山中，办起了南溪书院。
作为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经历了30年宦海沉浮之后，柴中行的生命状态和人格建构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轻易窥探得到的。但我们从柴氏家族的谱系里，还是能清晰地读到他“捐盐息以惠远民”；著书批评时政时“首论主威夺而国势轻，次论士大夫寡廉鲜耻，以骨鲠宜养天下”，刚毅果敢之气淋然纸笔。他任国事官时严惩赃吏，任湖南提点刑狱时，豪绅横行虐民，一一绳之以法。
传统知识分子大多有退隐情怀，他们在位时文死谏，武死战。而当他们在政治凶险加身抑或对权势龌龊无奈无望时，为了人格、气节的操守，就会寻找一处远离闹世的寂林芜土，或仍作高洁典雅文章，或孜孜授业于乡间僻野。
躲开了战乱和权术的涡流，柴中行兄弟肯定把南溪书院办得有模有样。否则，在书院走过了474年之后，即清康熙37年，皇廷也就不会将“全德名贤”的匾额授予书院，柴中行后裔们也就不会捐田五百亩以赡书院。
然而，书院现如今也摇摇欲坠，只剩下匾额还昭示我们，渐渐远去的人和历史。
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些连着祖先的养心养德的生命历法给丢失殆尽了呢？君不见，今天因“丢失”造成的创伤正在殷殷渗血，正在心的深处作疼。
收回思绪，再看匾额博物馆，感谢铜梁人在这座灯光并不亮堂的房屋里，小心翼翼保存了一份民族曾经亮堂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