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6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开始在秦国推行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如同所有农业社会的改良，商鞅变法的根本还是在于激励百姓开荒种田，以此促进粮食产量增长，从而为人口增加和国力强盛积蓄更多物质基础。
商鞅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秦国虽坐拥关中平原大片土地，但缺水一直是关中农田收成的最大瓶颈。正当秦国苦于改变关中农业耕种缺水而不得法时，韩国却主动献上一条妙计，即修建一条大型水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浇灌关中良田万顷。
战事连绵的战国时代，韩国一直饱受秦国“侵略”。 自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46年，韩国先后受到秦国较大进攻19次。而从公元前265年起，秦国每年都从韩国夺取大片土地。韩国几乎成为秦国的一个“土地银行”，只要秦国愿意，随时可以挥兵自取，韩国除了一退再退外束手无策。
虽然后来韩国又先后同魏国、赵国联手，可惜依然未能改变节节败退的局面。山穷水尽之际，韩桓惠王集思广益，从“智囊”那里得到一条妙计，即“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无力进行东伐”。
韩国的这盘棋确实下得很大，也很有远见，看起来很有诱惑力。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当时没有今天这样专业化的军队，各国均实行半军半农制，打仗时上阵是军人，放下武器又是农民。按照韩国的设想，只要秦国集中大批人力兴修庞大的水利工程，这仗大概一年半载是打不起来的。虽不是一本万利消除韩国的亡国危险，但至少眼下能延缓一阵。
尽管韩国初衷并非真就为了改善关中大片农田灌溉环境，秦国之所以肯接受建议，其实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尤其是吕不韦。韩国派出水利专家郑国来游说秦国，拜见秦王嬴政。不过那时嬴政年仅13岁，而掌握实权的则是垂帘幕后的吕不韦。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急于干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方面显示自己的卓越才干，二来也好借此收服人心，巩固政治地位。
历史真相如此滑稽。当两个各自打着小算盘的国家，为了一个所谓的共同目标心怀鬼胎地走到一起，最后居然还真就把事情办成了。这并不是秦国运气好得烫手，而应归功于一位关键人物——韩国水利专家郑国。
秦国人接受了郑国的建议，身负“疲秦之计”重任的郑国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不过，值得肯定的是，郑国并没有因为这是一条“超视距”的计谋，而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故意偷工减料，敷衍从事，想尽千方百计去折腾拖垮秦国，反倒处处精心处置，许多设计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当时的关中地区四面有天险扼守，黄河在此折向东去。南、北、西面分别有秦岭、岐山、陇山等天然屏障。泾河与渭河经常泛滥，给关中带来大量肥沃的淤泥。土地虽好，但由于关中平原雨量并不丰沛，干旱时有发生，上好的土地得不到充分开发。
由郑国设计的灌水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郑国渠充分利用了平原西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在今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渠。郑国渠依山势而建，犹如一条游走于关中的巨龙。为保证灌溉用水源，郑国渠采用独特的“横绝”技术，通过拦堵沿途的清峪河、蚀峪河等河，让河水流入郑国渠。
根据历史研究，当时修建郑国渠的人多达10万人。单从劳力数量来看，这个“疲秦之计”确实牵制了秦国许多人力，也消耗了秦国的大量财力物力。遗憾的是，早被秦国打得魂飞魄散的韩国，只是坐等秦国的这种所谓内耗。然而，这对郑国来讲却并非一个好消息，因为在修渠的过程中，秦王逐渐成长并亲政，当年虽无王者之名却可号令天下的吕不韦江河日下，退出了实权派。
公元前237年，眼看郑国渠就要完工，韩国的“疲秦之计”却被秦国的达官显贵们“识破”。到底是真的“识破”，还是与吕不韦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郑国的好日子快到头了，弄不好性命不保。
应该感谢那个时代。虽然社会思想封建，生产力落后，但对名人志士的高度重视却是各国一致的政见。郑国的精心设计和勤劳苦干，最终“救”了自己一把。他对秦王说，杀不杀自己无所谓，关键是这个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了，这也是重农时代的国君不得不考虑的一大因素。
公元前236年，历经10年，郑国渠终于完工。虽然修筑水渠客观上对秦国的军力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很快韩国便发现，这种计策实际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从此，秦国北方有了郑国渠，南面有了都江堰，大批农田得到了有效灌溉，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
据史学家估计，郑国渠灌溉的百万亩良田，足以供应秦国60万大军的军粮。正因如此，郑国渠完工后仅6年，秦国便挥师韩国，掀开了统一六国的新篇章。更重要的是，因为郑国渠的修建，关中成了秦国乃至后来各朝代的重要粮食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