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亿元！”这所地处成都的大学，用感叹号宣布了这则消息。时间是2016年9月21日。
就在10个月前，单笔捐赠的最高纪录还由泛海控股集团创始人卢志强保持，2015年12月，卢向复旦大学捐出7亿元。
随着校长和捐赠人的一次次握手，中国大学吸引社会捐赠的纪录随时有可能刷新。
武汉大学在1995年至2004年间获得的捐赠总额为970余万元，2005年至2016年间为11.3亿元。该校的年度捐赠资金在2006年首次突破了千万元，到2011年就已过亿元。该校有7座建筑由校友捐建，后来者再想捐楼就会遇到瓶颈——学校没那么多空地了。
武大总会计师应惟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慈善捐赠处于“井喷”的前夜。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乐观地表示，要“迎接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春天”。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称，2015年获得捐赠最主要的领域中，教育超过医疗、健康，跃居第一位。而教育领域捐赠额的猛增主要源于高校接收的捐赠。2015年，有12所国内高校接收过单笔超过5000万元的捐赠。
“重要组成”与“必要补充”
高校基金会的秘书长们正前所未有地为“找钱”忙碌着。南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丁峰在两天内往返深圳和天津，还要在中途起草一份文件，连等飞机时都放不下电话。
他任职的这家基金会的年度余额在过去4年里几次翻番。2016年10月，南开获得了建校以来首笔单笔过亿元的校友捐款。
丁峰认为，目前高校吸引社会捐赠得以呈上升之势的基础包括，现阶段民间财富的积累到达了一定程度；具有现代捐赠理念的一批互联网“新贵”崛起；以及“文革”过后1977、1978、1979级校友企业家的企业也步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在他的记忆里，各高校教育基金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忙碌。在2010年之前，这些国内名校多数是在一笔笔捐赠主动找来时，才陆续“被动”地成立了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
直到今天，财政拨款仍几乎是一所中国公立大学收入的全部，捐赠收入则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高校在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0.54%。经计算，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此项统计也仅有不到2%。
国外高校把捐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高校只作为“必要补充”，长期关注高校捐赠问题的云南大学教授罗志敏说。
他认为，无论主动被动，高校吸收社会捐赠、走向办学资金来源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现如今财政投入只能保证学校“不饿死”，不能保证“过好日子”。学校要靠政府，更要靠社会。
中国正在支持一批大学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指出，“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罗志敏认为，鼓励高校从社会汲取办学资源，已经得到国家政策的多次背书。
2009年10月，财政部和教育部出台《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只对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申报的货币资金单笔捐赠额在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项目实行配比，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捐赠收入总额采取分档按比例核定的方式，并综合考虑高校地理位置、财力状况等因素，逐校确定配比资金数额，适当向财力薄弱高校倾斜。
武汉大学拿到的配比是“五千万以内的100%，五千万以上的50%”。替这所大学精打细算的应惟伟认为，“从增量的意义上来说，捐赠非常重要，配比又是财政拨款中好用的钱，没有将用途定死。”
他举例说，原有的薪酬体系比较僵化，同一级教授的工资等同。但人才竞争十分激烈，有校友就用捐款给要被挖走的教授增加年薪，设立“讲席教授”席位。
不过，罗志敏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指出，只有部属高校能够享受配比资金的待遇，个别地方有类似办法，希望政策范围扩大。
校长的拥抱很昂贵
很多高校觉醒的原因，不仅仅是政策和金钱本身。2010年，当中国富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张磊将8888888美元送进他另一所母校耶鲁的钱袋时，在国内引起了震动。罗志敏形容，“这是对国内高教界的一次灵魂上的刺激”。
同期，一份美国的高校校友捐赠排行榜，也从大洋彼岸传到了中国，再次刺激了高校的神经。就在2014年，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其社会捐赠收入之和约为20.68亿元人民币，不及同年6月哈佛大学某学院校友4亿美元的单笔捐赠。
罗志敏回忆，当时有人认为，“既然哈佛、耶鲁能从校友那拿到那么多钱，中国的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可以呢？”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大学1979级校友陈东升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哈佛、耶鲁都有二三百亿美元的基金，这些西方名校往往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就是循环，培养顶尖学生，顶尖学生回馈学校。循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学校基金。”中国名校虽然都是公立学校，但无论公立私立，都是国家培养顶尖人才的摇篮，都属于社会的，未来中国大学也会走向这个循环，“这是个潮流”。
到目前为止，陈东升已累计给母校捐款1.5亿元，建设了武大万林艺术博物馆。他被认为是该校最大的捐款者和“劝捐者”——他也在事实上带动了更多的校友捐款。
小米创始人雷军今年给武大捐了99999999元，比一亿元只少一元，他公开解释，是比陈东升师兄少一点，并希望更多的校友参与，不是为了攀比。
据应惟伟回忆，在陈东升的巨额捐款之前，人们觉得给武大捐款200万元已经很多了。但陈东升联络了很多校友，给大家做工作，很多人被他打动了。
武大校友、香港蓝月亮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政总裁罗秋平对记者说，校友企业家见面时，自己听到的“对于捐赠的讨论远远多于对投资的讨论”。
他感慨，“我觉得捐赠形势越来越好。以前巴菲特、比尔·盖茨跑到我们国家呼吁。现在用不着了。捐赠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落到实处，方向领域越来越多样化，也越来越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陈东升多次强调他眼中“质朴浪漫的武大精神”。他对自己求学时拜访过的教授仍念念不忘。
关于捐款，他表示，“要体现我对母校执着的爱，就是我个人、私人捐赠，甚至是我个人决定。家里有或没有不同意见我是不理睬的。”
看到人们在他捐建的博物馆里读书、喝咖啡，他表示，“发自内心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做得非常正确、非常开心、非常满意的一件事情”。
万林艺术博物馆门前摆放着一块刻有“始”字的石头，原本就在陈东升读书时爬过的珞珈山上。在与时任武大校长李晓红沟通捐建博物馆的想法时，陈东升随口提到了这件事。
但是让陈东升感到意外的是，李晓红直接起身，说：“好啊，我们去找！”
于是，两个50多岁的中年人顶着夏天的大日头，大汗淋漓地往山上走。李晓红一路用美声唱法唱着歌。陈东升说：“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下来之后就决定要捐赠万林艺术博物馆。”
这是武汉大学第一笔过亿元的捐赠。
在每一笔大额捐赠过程中，除了处于核心的校长和企业家，一个层次分明的团队在为此工作着。应惟伟形容这种工作方式“像踢足球一样”：基金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调研、推荐潜在的捐赠人，初步接触；应惟伟本人作为“在中场跑”的领导争取与潜在的捐赠人“吃个饭见个面，初步谈一谈”；如果意愿基本达成，学校主要领导就必须出马。
应惟伟说：“我们校长曾经对一位捐赠人开玩笑说，我的拥抱是很昂贵的。”
熊新翔捐赠给电子科技大学的10.3亿元，则是以公司名义：3000万元的校长基金将分3年到账，10亿元的“博恩跨学科创新发展基金”将以每年1亿元的方式投入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熊新翔有个“3亿元理论”。他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理清楚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3亿元留给家庭足够了，其他的财产都该回报社会。
“当企业进入成熟期、企业家有财富安全感和财富自信之后，就会从扩大再生产转向自我价值的追求。”熊新翔认为，“以后捐赠的人会越来越多，数额会越来越大，与生意本身无关的捐赠也会越来越多。”
他甚至专门跟远在美国的儿子深谈了一次：“如果老爸在这段时间里出现意外，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捐赠完成。”
有人认为企业捐赠就是为了炒作、宣传。但是熊新翔等都曾要求过学校不要举行任何仪式，直接签约。
“成名不是好事，尤其是在中国，我们不强调个人主义”。熊新翔说。
难与世界名校匹敌
到去年为止，国内两千多所高校中，只有426家大学成立了教育基金会。
罗志敏认为，“总量少、比例低、范围窄”仍是高校吸引捐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比例低”和“范围窄”指向了我国多数高校对捐赠率的忽视，和募款时“仅限于少数富豪校友，仅限于校庆时用力的现象”。
在中国，一笔捐赠收入的“生命链条”是短暂的。多数是在校庆期间，捐赠协议才会集中达成。而在捐赠流入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账户之后，故事往往就到此为止了。
这笔钱去哪儿了？在中国，教育基金会根据捐赠人的指定用途，用这笔钱发奖助学金、奖教金，或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投入科研。如果捐赠人没有指定用途，这笔钱多半会被存入银行。
很多大学基金会不做投资，在应惟伟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规模太小，基金会对投资收益并不敏感；二是养不起专业人才。
罗志敏认为，还有“一些学校领导思想上有顾虑，担心投出去，亏了无法交代，也就放不开基金运作。”
高校能给无偿提供捐赠的个人与企业的“回报”也并不多，甚至连荣誉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中国，捐赠人冠名建筑、讲席教授席位、奖学金，是最常见的给予荣誉的形式。除此之外，高校能给的，多半就是一个仪式，一个校董职位，一个捐赠纪念品。
甚至基金会的信息公开，目前也并没有任何强制性措施和明确规定。一切由学校自行决定。大学的通常做法是：在学校整体的决算中会有捐赠收入的一栏，在基金会网站中公布年度报告摘要，并附有第三方专业机构作出的审计意见。主管的民政部门、国税局，以及每年核发配比资金的财政部门也都会对高校的基金管理进行监管。捐赠人也可以选择让高校“依申请公开”。
但这仍是“低水平的公开”。罗志敏感慨，在种种问题的背后是“高校领导的观念已经大大滞后于其他行业”，“依赖财政拨款，等、靠、要的老观念还没有被真正破除”。
在“找钱——捐钱——花钱”的简单链条之外，高校吸引捐赠还有更大的学问。
一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曾经历过一个特别的夜晚。她记得，2011年9月，一位名叫威廉·迪特里希二世(William S.Dietrich II)的富豪将遗产中的2.62亿美元捐赠给这所学校。
学校如往常一样，将收到这笔高额捐赠的好消息第一时间通过邮件告诉学生，并在学校里放起了庆祝的烟花。
这不仅是学校的庆典，也是学生的庆典。在学校当时可以任学生自由涂鸦的栅栏上，开心的学生写上了大大的“THANK YOU BILL(注：Bill是William的昵称)”，还举行了自己的庆祝活动。她回忆，“好几百人在栅栏旁边的草坪上狂欢喝酒，闹到很晚。”
对于美国名校，“捐赠”二字不仅是学校管理层脑子里绷紧的弦儿，对学生而言，它甚至都根植得如此自然。
武大有意识地请校友捐赠“时间和智慧”，本学期开始每周一次的校友企业家“创业讲坛”，每年一度的“校友珞珈论坛”，请校友为学子创业提供启动资金，还有收益虽不多，但是有助于捐赠率提升的“微爱珞珈”小额捐赠项目。
“也许这些听过课，或者拿到过创业基金的学生中，就会有未来的陈东升和雷军。”应惟伟为此感到激动，他认为，当学生在校时能感受到这些捐赠人如何回馈学校，“捐赠意识”就会像一颗种子一样种进他们的大脑。
在耶鲁大学等美国高校，上百亿美元的基金规模，有高水准的职业经理人专门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运作，以捐赠基金的收益盘活存量资产。比起有所起伏的捐赠收入，这笔投资显得更能为大学提供稳定的、永久性的资金来源。
随着“保本基金”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也成立了相似的投资委员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人数普遍增加，更详尽、更准确的年报也已出现。罗志敏说：“详细的财务报送，会让捐赠人觉得自己花得值。”
半个月前，武汉大学举办了一场校友企业家与院士、资深教授的座谈会。陈东升和学校领导都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一刻，捐赠人和接受捐赠的大学的“核心竞争力”面对面，讨论以后应该怎样从捐楼、捐奖学金这些“硬件”，向及时沟通了解学校真正需要的“软件”转变，无论是弱势学科建设，还是吸引最优秀的学术人才。
不用太久，这些主动伸出双手、拥抱捐赠的大学就会忙于处理捐赠收入上升带来的新问题。在罗志敏眼中，那些到今天还没有抓住捐赠人双手的高校，今后面临的可能是生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