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美国新总统的经济政策里头，美国的减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我们原来对这点的估计可能是不太够的，美国真的把税收从30%到15%，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12月10日，许善达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变局下的包容成长”上如此表示。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常态下的财税的战略调整，这个战略调整已经完成了，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政治局今年7月份第一次提出来降低宏观税负，这个问题是一直有争论的，专家里面有主张提高宏观税负的，认为我们中国应该集中能力办大事，这种主张也是非常强硬的。第二，中国和地方的关系，我们国家要履行的职责比国外的政府要大，我们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就应该有比较大的一点资源和权力。
以下为许善达发言实录：
许善达：我谈一点看法，刚才几个专家都讲到美国新当选总统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讲的比较多的是金融，加息或者是汇率引起的影响，包括因为汇率引起贸易，给我们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新总统的经济政策里头，美国的减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我们原来对这点的估计可能是不太够的，美国真的把税收从30%到15%，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行业都在外迁，我们的优势是一般制造业性价比是比较好的，如果美国大幅度减税就缩小了我们性价比的优势，这样我们国内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我觉得对这点不能低估，因为美国减税以后，很可能各国的资本都会向美国流动，但美国资本多了以后，不会生产鞋和帽子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里去，很有可能美国在短的三五年长的十年中，美国的科技会出现一种水平的升跃，就像上世纪80年代里根减税以后，90年代美国的IT业就突破了，一下子把当时还很厉害的前苏联、日本都甩到后面。我们如何应对这么一个大的形势，这是非常需要认真考虑的，而这个因素在大选以前是没有的。那么多不确定里头，我倒觉得这个影响是确定的
我们应对这个有很多方面，我主要讲关于财税方面的意见。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常态下的财税的战略调整，这个战略调整已经完成了，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政治局今年7月份第一次提出来降低宏观税负，这个问题是一直有争论的，专家里面有主张提高宏观税负的，认为我们中国应该集中能力办大事，这种主张也是非常强硬的。也有十八大以后的文件，都用的是稳定宏观税负。为什么提出“稳定”两个字，就是面对着提高和降低的争论，需要观察，需要在实践中做出判断。经过这三年，这个判断已经做出来了，我们的宏观税负是偏高的，这个结论已经下了，所以政治局才决定降低宏观税负。现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实施这个战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战略调整。
第二，中国和地方的关系，我们国家要履行的职责比国外的政府要大，我们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就应该有比较大的一点资源和权力，现在有四个指标反映中国和地方关系的失衡：收入，中央占了50%略低一点，地方占了50%略高一点，但是支出，地方支出85%，中央只负责15%的支出，相当于地方政府每花一块钱有4毛钱等着中央政府给，这样的一个比例不利于地方政府履行职责，也不利于他来贯彻中央的决策，这个失衡是要解决的一个矛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收入和支出两个领域，现在有人主张，收入中央可以少一点，地方政府支出85%，中央拿的少一点，就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但这个意见是肯定不能采纳的。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或者重要的国家，中央政府的收入没有这么低的，我们已经偏低了。但现在要想提高中央政府的比重，也是不行的，因为调整支出结构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提高中央政府比重，地方政府履职就更加困难，所以政治局的决定是保持中央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但这个大体不变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来实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前，营业税是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去年有19000亿左右，营改增以后，施行了增值税的五五分成，钱给了地方，但给钱不给权，五五分成是要中央政府往地方拨的。所以，现在人们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应该有一个主体的税种，这个税种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收，他来使用，管理，多数人的建议是把现在在生产批发环节的消费税划到零售环节，这个转环节的决定已经做出来了，再加上已经在零售环节的车辆购置税，这两个税加起来13000多亿，可以形成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这样虽然收入格局依然是五五，但地方政府在税收的管理权限和调节余地比现在大一点，这样比较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更好的履行他的职责。
支出方面，中央政府要上收若干项由地方政府负责的支出，我认为最主要最优先的应该是社会保障，现在我们讲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但我们在讨论每一项任务的时候，都觉得要完成每一项都会遇到企业的社会保障不能支持。去产能，就有一部分企业要关闭，社保部门接不了，这样就必须解决社保的问题。去杠杆也是，企业成本高，没有盈利水平，杠杆是去不掉的。在讨论中间就认为，在各项改革里头，在中央地方的支出责任上，最优先的是中央上收社会保障职责，这样就能大大缓解中央地方财政的失衡。但这里又伴随一个问题，现在要是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靠一般预算的资源是不够的，比如减少一点支出，增加一点债务，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能够提供这个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国有资本的收益，要把国有资本划转一定的数量给社保基金，比如山东省已经把省的国有资本划了一部分。央企的国有资本划给哪个省是办不到的，必须是全国统筹。所以，在社保问题上，全国统筹，中央负责社保，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本的收益来补充这个资源，假如这个事做出来，又能降成本，又能提供去产能所需要的社保的支持，就可以把好几项供给侧改革向前推进。现在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推进是非常艰难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枢纽，如果这个枢纽打开了，好几项改革推进的效果要比现在有效的多。
所以，我们财税新的战略已经确定了，如果很快研究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尽早推出，我们供给侧改革也好，现在面临的全世界的挑战也好，都会应对的更好一点，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更稳定一点。
2016三亚•财经国际论坛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财经》杂志、财经网、海航集团承办，于12月9日-11日在海南三亚举行，主题为“变局下的包容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