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及韩国局高级经济学家赵敏
“现代全球经济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造性破坏的核心特点是，今天新的业态不断地取代旧的业态，新的技术不断地取代旧的技术。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快速应对这样的变化，适应这样的变化，就会出现美国的蓝领工人受到损失。”12月10日，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及韩国局高级经济学家赵敏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变局下的包容成长”上如此表示。
以下为赵敏发言实录：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出席这样一个盛会，关于全球经济走势大致的判断，大家都还是比较有共识的，我就不多说。简单把三位先生说的总结一下，这和我们的判断基本也是一致的。第一，全球经济确实面临低速增长的态势，我们估计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和去年大致持平，明后两年整个全球经济，估计也不会有大的反弹，会在非常低的基础上温和的有所恢复，稍微有所增长。同时，经济下行的风险在不断地加剧，刚刚几位先生已经提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全球金融市场面临很大的不稳定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各个国家政策协调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低迷而下行风险在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的政策空间却在不断地收窄。从货币政策来讲，各个国家现在的政策利率基本上已经接近地板，进一步降息或者放松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一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我们也看到效果正在不断地减弱。财政政策的空间，因为受到公共债务，现在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峰值情况下，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也非常有限。总体来讲，下一步各个国家在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和冲击的情况下，能够做的就是结构性改革，包括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加大国内经济治理结构的完善，提高公共和政府的行政效率，在财政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调整的力度，包括加大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投入等等。在经济学界，调整政策是有共识的，我特别想讲的一点，就是在这些好的，或者政策有共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各个国家却和我们的经济学家的判断或建议是背道而驰的。由新经济和技术经济变革带来的创造性的破坏，现代全球经济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造性破坏的核心特点是，今天新的业态不断地取代旧的业态，新的技术不断地取代旧的技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会带来非常动荡的变化。有些人会在短期内受益，有些人会在短期内受到损失，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快速应对这样的变化，适应这样的变化，就会出现美国的蓝领工人受到损失，他就会提出他的诉求。他的驱动可能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但他说我利益受到冲击了，我需要变化。
第二，在现在全球经济的技术变革的速度是在不断加快的。过去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来讲，技术变革可能几百年一次，缩短成100年、50年、30年，在今天这个社会可能三、五年就会出现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从最近几年行为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成果来看，一个突出的发现，就是说我们的人思维和社会大多数情况下是理性的，但是还有很大情况下是非理性的，这边是在完全经济对称的情况下，可能也是非理性的，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行为》那本书里，有很多很详细的案例和实验上的一些证据。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即便是我们当时对几千个最前沿的发展经济学家做调查，发现最前沿的，而且有实际经验的发展经济学家，做出来的政策判断，也有可能是有偏差，或者说是偏离的。我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考虑一个特定的环境，在一个国家适用的政策搬到另外一个国家不一定适用，去年或者以前一直运行良好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可能不一定适用。所以，这对我们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在今天的社会里，除了要强调政府要做什么，可能还要考虑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做？怎么制定政策，怎么做的问题。这是一个二阶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很多一阶的好的建议、好的政策不能落地，即使落地了可能落实不下去。我谈一谈二阶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个人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政府需要快速的和商业主体、市场主体、居民不断地沟通，这个快速的沟通是能够保证政府能够快速对此做出反应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中国有句俗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政府主观的政策决策往往会出现误导。第二，我们政府做了什么，怎么做的，结果怎么样，应该充分的信息披露，这样才能集全社会的智慧帮助政府做出良好的判断。第三，评估。一个政策出台之前，应该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不仅有政策效果的评估，还有对影响人群的评估。第四，快速决策机制和改进，这样一个过程应该是不断循环的过程。“变”是今后一个不变的主题，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变化的格局，可能在各个国家治理结构上，以及政策上，做出一些及时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