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内外部金融风险不断攀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单个宏观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2016年货币政策为例，年初央行打算实施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结果却助推了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无奈之下，货币政策又只好回调至稳健偏紧状态以抑制资产泡沫，但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与积极财政政策共同发力来“稳增长”。货币政策进退两难的原因，就是宏观政策协调出了问题。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其他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结合中国人民大学陈彦斌教授提出的广义协调论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来看，首先，为应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共同发力。其次，要在刺激经济的同时确保金融系统稳定，宏观审慎政策不可或缺。再次，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的特殊发展阶段，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配合得当，会有助于中国经济更快走出困境。最后，要处理好经济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关系，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也十分必要。因此，本报告将从四个方面对2016年中国宏观政策的协调性进行系统评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协调，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以及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协调。
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
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理论还是从各国宏观政策实践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两种核心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各宏观政策协调性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政府工作报告都会明确提出接下来一年这两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方式。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强调政策的协调配合时也特别指出，要“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
1.2016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不到位，主要在于货币政策力度不足，这是导致宏观调控“稳增长”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
2016年中国对于货币财政政策组合的目标定位是“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以此来实现“稳增长”目标。从2016年的政策执行情况来看，财政政策力度较大、符合定位，但货币政策力度明显不足、没有达到预定目标。2016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赤字率达到了3.2%，比2015年大幅提高0.7点，是近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从财政支出进度来看，2016年的实际赤字率达到甚至超过预算赤字率不成问题。相比于积极的财政政策，2016年货币政策偏紧，M2增速没有达到目标，实际利率水平也没有降下来。2016年11月末，M2同比增速仅为11.4%，比去年同期低2.3个百分点，比13%的目标值低1.6个百分点。实际利率水平由2016年一季度的3.37%升高至三季度的3.74%（如图1所示）。在实际融资成本较高和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背景下，2016年央行没有采取降息操作，这也反映出货币政策力度不够。
图1：GDP增速持续放缓背景下的实际利率走势
注：实际利率被定义为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扣除CPI通胀率。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组合的力度没有达到预定目标，是导致2016年宏观政策调控“稳增长”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2016年宏观调控效果欠佳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一是，2016年产出缺口依然为负。“大宏观”团队综合使用资本密度方法和状态空间方法对要素产出弹性进行估计，进而测算出2016年的潜在增速约为7.4%，高于2016年约6.7%的GDP实际增速。二是，2016年房地产对GDP的拉动效应明显，但以房地产拉动GDP增长的做法不可持续。如果2016年房地产对GDP的拉动效应与2015年持平，那么2016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将会降至6.35%，跌出6.5%—7%的目标区间。
2.“稳健略偏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才能有效应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具体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十年前中国GDP增速还高居10%以上，但自2010年以来GDP增速一路下滑至7%以下。二是潜在增速持续下跌。据“大宏观”团队测算，中国GDP的平均潜在增速在2008—2011年间约为9.77%，但到了2012—2015年间已降至8.01%，而2016—2020年间更是大幅下跌至6.2%。三是产出缺口持续为负。“大宏观”团队的测算结果显示，2012—2016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一直低于潜在增速、产出缺口一直为负（如图2所示）。四是“债务—通缩”风险存在。通缩压力表现为：CPI通胀率由2011年的5.4%下降至2015年的1.4%，同期PPI增速更是由6.0%转为-5.2%（如图3所示）。截至2016年8月份，PPI 连续54个月同比下降，持续时间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长的一次。虽然2016年11月份PPI同比上涨了3.3%，但这主要是由煤炭、钢铁等价格短期上涨所致，而这些行业依然是产能过剩行业。国家发改委强调，煤炭行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近年来一路攀升，目前已高达150%以上（如图4所示），处于历史和国际高位。通缩压力与高债务的叠加增加了“债务—通缩”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即经济体可能会陷入价格水平螺旋式下降与实际债务负担不断攀升的恶性循环之中。五是2017年GDP预期增速低于2016年。关于2017年中国GDP增速，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值分别为6.2%和6.5%，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预测值为6.5%，均低于2016年的水平。
图2：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产出缺口持续为负
注：产出缺口被定义为GDP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之差，2016年值为预测值。
图3：近年来中国价格总水平的增长率：CPI及PPI
注：2016年值为1—11月平均值。
图4：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
注：相关数据引自李杨等（2013，2015）以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公布数据。
从定性分析来看，2016年中国应该采取“稳健略偏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双宽松”），这样才能有效应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一方面，正如陈彦斌和刘哲希（2016b）指出，在经济长期不景气或陷入深度衰退时期，宏观政策框架要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积极配合为核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力，就能较好地实现“稳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当“债务—通缩”风险存在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双宽松”协调配合显得更有必要。Bernanke（2003）以及Krugman（2015）等都倡导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来应对“债务—通缩”风险。Bernanke（2003）认为，央行购买国债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Krugman（2015）则指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更好地恢复公众信心，有效实现再通胀，从而帮助经济摆脱不景气和通缩。
从定量分析来看，“大宏观”团队通过定量模型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双宽松”协调配合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并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提高政策可持续性，从而提高中国应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能力。陈小亮和马啸（2016）基于DSGE模型的定量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及“债务—通缩”风险时，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需要很大的政策力度，容易导致政策不可持续。但“双宽松”的协调配合却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再通胀”效应有助于减轻政府实际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从而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另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能够推高物价水平，这会产生一定的“再通胀”效应，减轻货币政策为实现“再通胀”而需要宽松的力度，从而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比如，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只使用财政政策应对“债务—通缩”风险时，赤字率提高的同时政府实际债务率必须也要提高1. 1—1. 4个百分点。而在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形下，政府实际债务率反而下降了1个百分点左右。正是因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为财政政策创造了空间，才使得不需要增加政府实际债务负担就可以加大财政政策的宽松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