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是全社会的事业，具有公益性质。生态保护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的责任主体是保护区所在地的政府和人民，但它的受益对象并不完全是所在地，而且更多的是相关地。如九连山、九岭山等江西众多的自然保护区，除物种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外，实际上也是一个赣鄱水系的保护系统，经鄱阳湖调蓄注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河、海河与淮河水量的总和；环鄱阳湖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这些都直接关涉到周边省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问题。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城市和产业最为集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赣鄱水系一旦发生病变，长江中下游就可能“半身不遂”。我们应该看到生态保护区所在地艰辛与尴尬的一面，保护区“封存”了他们本可以用于发展的资源，又在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东江源保护区内的现实就是，“上游人为下游人、贫困地区为发达地区的人们作贡献”。
2013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客观地指出“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还没有根本确立，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利益调节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2016年5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提出“加快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时下的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并不是“双腿迈步”而是“跛足行走”的，可事实中，“生态补偿”依然是一个探索中的概念。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王东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