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经济增速继续位于世界前列。但透过经济增长具体指标，也有人发现实体经济发展不及预期。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风险如何化解？振兴实体经济应该怎么干？如何进一步为企业减负？这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答——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其中四季度GDP增速为6.8%。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位于世界前列。
从具体指标看，2016年，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同比增长6.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民间投资同比增长3.2%。透过这些指标，外界在担心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及预期，“脱实向虚”的风险在加大。
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风险如何化解？振兴实体经济应该怎么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专访。
记者：结合2016年的国民经济数据，您怎么评价这一年来我国实体经济的总体表现？
李佐军：总的来说，2016年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喜忧参半。从“喜”的角度看，尽管规上工业增速比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但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速为5.8%，二、三、四季度均增长6.1%，工业生产企稳态势明显。在工业生产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8%，明显快于全部规上工业增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5%，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增速4.5个百分点。从投资看，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5.8%，增速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高7.7个百分点。此外，PPI结束了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势，且四季度各月份同比涨幅明显扩大，表明需求在增加，企业效益在好转。从“三去一降一补”看，钢铁、煤炭圆满完成全年去产能任务，全年原煤产量比上年下降9.4%。
从“忧”的角度看，2016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0%，增速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为3.2%，远不及8.1%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表明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明显偏低；国资监管系统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3%。相比之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年加快5.9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22.5%，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34.8%，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比上年增长15.2%。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2016年实体经济部分指标表现较好，本质上并不是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成长的结果，而是主要受三个外部因素的拉动，具有不可持续性。首先，2016年新增长贷款规模和M2高速增长；其次，房地产在2016年前三个季度一路高歌猛进，拉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再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总的来看，这些外部因素都属于非正常因素，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脱实向虚”的讨论很多。从长远角度看，“脱实向虚”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影响？
李佐军：总体来说，这两年我国经济发展中“脱实向虚”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这里面除了实体经济自身的发展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外，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现象也很明显。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由于一线城市和二线部分热点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三四线城市又积累了大量的商品房库存，挤占了大量的资金。
最近几年来，很多原来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家的名片上都开始印着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等与金融相关的名号。这个现象说明，许多企业家都在玩金融，把实体经济晾在了一边。
企业家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金融的钱太好挣，而是因为实体经济的钱太难挣，他们不得已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转向了投资和投机领域。
这样做带来了不利后果。首先，不利于我国继续发挥现有的制造业优势。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我国一直被誉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或“世界工厂”，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里具有独特优势。从发展阶段看，我们现在还很难与发达国家在高端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展开正面竞争。如果任由“脱实向虚”，不充分发挥自身的制造业优势，则很可能会削弱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其次，“脱实向虚”还会带来经济泡沫和经济风险的累积。如果我国的经济发展不靠实体经济，而是将资源过多地转向投资或投机，就会加剧形成资产泡沫，累积金融风险，给长远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带来巨大隐患。
再次，从社会心理层面看，大范围持续“脱实向虚”，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短视、浮躁、急功近利的心理，这对于整个民族的长远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记者：前一段时间，曹德旺和宗庆后都谈到中国实体经济税费负担的问题。您怎么看？
李佐军：这段时间，大家确实很关心税费问题。要厘清这一问题，先要了解我国财政收支的现状。首先，我国财政供养的机构过多，人员十分庞大。其次，从政府职能角度看，政府本身还承担着许多直接抓经济工作的职能，比如直接投资、直接招商引资等，这就需要政府加大经济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再次，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看，由于体制的原因，很多财政资金没有真正用在刀刃上，很多项目没有严格遵循成本约束，也不太讲效率。
正是这三个因素导致我国财政支出的压力一直很大，也倒逼政府维持较高的税收，甚至是“税不够，费来凑”，导致许多企业感到税费负担比较重。
因此，要想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关键是要减轻财政支出压力，特别是要通过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继续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来减轻财政支出压力。而所有这些都尚在进行中，达到目标还需假以时日。
记者：化解“脱实向虚”的风险，关键要靠振兴实体经济。在您看来，中国的实体经济还面临着哪些压力和问题？
李佐军：从需求侧来看，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产品的市场需求总量有些下降。从国内看，受经济增速下行的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增幅下降，加上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滞后，使得实体经济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受到较大的影响。同时，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阶段，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未能与消费结构升级同步，导致国内的产品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不少人选择到海外购物，挤占了国内产品的市场空间。
从供给侧来看，一方面，随着“高成本时代”的悄然到来，土地成本、高房价带来的土地租赁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都面临上涨压力。所有这些成本的上升，都会侵蚀企业的利润空间，有些企业消化不了，就难逃破产淘汰的命运；有些企业虽然勉强维持，但也会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企业普遍面临着产品转型升级、寻求高附加值的重任。在产品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需要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来支撑。但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要真正具备这些要素条件，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对许多实体经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记者：美国加快制造业回流，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也在显现。在您看来，提振中国的实体经济，需要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李佐军：解决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站在全球的角度来思考。从实体经济自身看，首先，必须解决其发展中面临的存量矛盾和问题。多年来，实体经济发展中累积了产能过剩、库存过多、负债率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解决，才能让实体经济轻装前行。其次，要解决好增量的培育问题。特别是要帮助实体经济企业培育新的意识、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新的品牌。培育新的意识，就是要培养其工匠精神；培育新技术，就是要为其开发新产品服务；培育新产业，就是要选择附加值高、能够消化高成本的产业；培育新的品牌，就是要打造“百年老店”，树立国际性品牌。
当前，实体经济发展比较难，也与外部环境的不利有关。这就需要政府努力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政府要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例如，要全力保障实体经济企业的产权或所有权、自由选择权、平等交易权等权利，解决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要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政务服务，如提供良好的培训、信息、融资等服务；要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设施环境；要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好的文化环境，如鼓励企业创新创业、宽容失败、讲究诚信等。
另一方面，要努力为实体经济创造一个与虚拟经济公平竞争的环境。相对虚拟经济来说，实体经济的发展处于劣势。因此，要通过加快改革，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消除虚拟经济的暴利，同时使实体经济能获取社会平均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