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仍以粗放为主，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易受外部环境冲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环保压力逐年加大，制造业企业的运营压力与日俱增，同时一些地方对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片面追求，经济走向“脱实向虚”；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急剧上升，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外部市场均受到挤压。
在我国制造业面临内外双重压力的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将目光重新聚焦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等。西欧各国也纷纷出台再工业化计划和政策，英国政府公布新的振兴国家制造业的战略计划；法国政府在“新产业政策”中明确将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西班牙也制定了再工业化援助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通过法案或计划的形式促进制造业发展，同时以多层次、多方位政策部署进行系统性配合。首先是强化贸易保护措施。一些国家所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不断变化，涉及产品范围也不断扩大。比如，加强反倾销及“双反”调查力度；加强技术性和知识产权贸易救济措施；通过修改国际竞争规则或建立新机构来实施贸易保护等。其次，用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回归本土，主要利用税收或补贴等扶持方式。比如，美国取消了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的税务优惠，同时为回巢及高端制造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再次，加大高科技技术创新投入。欧美政府持续增加创新投入，并鼓励企业增加高端研发投入。
目前，我国也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积极推进。其中，激发出企业的活力和潜力，培育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非常重要。
从企业层面来看，应积极应对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实现向中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一方面，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的突破；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树立企业品牌意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同时，市场政策决策和制定者的导向尤为关键，应该注重培育适合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以及能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高效市场。首先，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强化制造业在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中的中心和主导定位。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要放弃短期利益，放眼长远，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和投映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提高治理能力，加强监管能力，挤压企业在虚拟经济投机的行为空间，促使经济“脱虚向实”。
其次，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要切实下功夫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一些额外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加大公开、公平力度，改善企业运营的整体政务环境，以法律为准绳，使行政政策和手段受到应有的约束和监督，实现宏观稳定和一致性，达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最后，夯实发展的基础条件。加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财力投入，通过完善制度使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融资变得更容易；重视职业教育，整合高校教育资源，强化职业工人的素质教育和实践培训；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加快信息交流；整合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资源，共同研究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探索积极、有效、长效的合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