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在对外扩张问题上有着两个针锋相对的流派。这两个流派的中心目的都是一样——为了对外扩张。但到底是北进还是南进，日本的统治精英一直是争吵不休。所谓“北进论”，就是认为日本的利益是在北方，是在朝鲜半岛，是在中国大陆，甚至是俄罗斯，所以他们认为应该把火力集中到北方发展。
代表的集团是日本的陆军，他们是大陆派，认为要向大陆发展。另外，还有一派认为，海洋、南方才是日本的生命线，因此他们主张“北守南进”，特别是海军统治精英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经费，两派各有一批政客、军人和论客来为他们说话。
可以这么说，在战前，“北进论”占主流，原因是日本毕竟是一个后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避免和欧美、特别是英国产生矛盾，他们把重点放在北方的“经营”，但不管是“北进论”或是“南进论”，其实都是为大日本帝国服务。
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进论”和“北进论”的矛盾才获得彻底的协调和解决。但这个南北并进的结果其实是带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战败。
在战后的日本，“南进论”是位居上风的。日本的不少专家、学者，包括海军出身的“平成妖怪”中曾根康弘等政客在检讨日本的战败史时，都认为“海洋国家”日本本来就是应该发展海军，重视海洋的。
当然，战后日本“南进论”居主流，还源于一些主客观条件：首先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就注定了日本不可能再以强势姿态北进。另外就是1952年4月28日美国主导的“三大条约”对日本内外政策的规定与制约。“三大条约”是什么呢？首先，是《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旧金山和约》虽然让日本从美国的手中获得独立，但却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包括中日、日苏之间并没有签和平条约，因此也叫做《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
美国当时纠集不少国家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并不等于说美国要完全放弃对日本的控制，相反的，就在《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同一天，《美日安保条约》也生效了。换句话说，日本刚刚摆脱了美国的统治，但同时又再受到美国的控制。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影响战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条约，即《日华和平条约》的签署。它意味着日本只承认逃至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决定了日本必须采取跟中国敌对的政策。
这三个条约的生效与签署，实际上也意味着日本在亚洲的生存空间必须向南发展，这就是日本战后“南进论”的基础。
战后日本南进的“总破绽”
正因为日本战后没有经过反思，也没有真正感受日本“南进”失败的痛，所以战前日本人的东南亚观也是一成不变地沿袭到战后，反映在报界，经常可以看见他们的报道方式或者他们的言论和战前是有着持续性的。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未对战前“南进论”进行任何批判和反思的背景下，又跑回了东南亚。因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异常恶劣。
看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各国的对日报道，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有大量批判日本的声音。当时所说的“经济动物”就是指日本，所谓“寄生虫”也是指日本。日本当时有几个典型的东南亚论，其实和战前是一模一样的。其一是“北人南物论”；另一就是“马六甲生命线论”；还有，日本人很早就觊觎印度尼西亚，有的政客索性点名印度尼西亚就是“战前的满洲”。
这个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报道有一个特征，就是大谈“期待”与“不安”论，即强调东南亚弱小的国家对亚洲盟主——日本的期待和不安。“期待”什么呢？期待日本的经济与技术援助。至于“不安”，指的是担心日本军国主义的卷土重来。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日渐显露了出来。1974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时，泰国发生了“反日示威大游行”；接着，田中角荣和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到雅加达访问时又遇到了“反日暴动”，甚至有死亡事件发生，迫使他们父女不得不乘直升机飞离印尼总统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