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敢冒这样的生态风险？

◆本报记者刘晓星

曾经备受关注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在沉寂多时之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近期获悉，拟建中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已报送国家发改委并即将进入立项审批阶段，相关结果可能在近期发布。对此，WWF发布了“建议暂缓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公开倡议书。

2008年初，江西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构想，其中就包括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此后尽管争议不断，但当地政府一直在为工程做各种准备。从目前来看，这一争议10余年的工程如今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鄱阳湖汇聚了江西版图97％以上区域的水系，是影响长江中下游广袤地区生态安全的“绿肺”，也是唯一代表中国入选“世界生命湖泊网”的淡水湖。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一旦建成，将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和机构。

方案调整，是否意味着生态影响减轻？

“调枯不调洪”是江西优化工程建设理念和工程调度方式做出的妥协和转变。但“坝”改“闸”并不能减轻各方对鄱阳湖生态问题的担忧

作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仅有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这里的生态湿地（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92年被我国政府首批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

鄱阳湖不仅为江西当地的生态系统以及候鸟迁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态服务功能，而且对于长江中下游包括河口区生态功能的维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际鹤类基金会副主席吉姆·哈里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鄱阳湖是东亚迁徙候鸟在南方的主要越冬栖息地和停歇地。每年秋末冬初，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蒙古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来此越冬。

“对于全球极危物种白鹤和濒危物种东方白鹳来说，鄱阳湖是它们主要的越冬地。” 吉姆·哈里斯说，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目前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每年冬天达到近百万只，其中有有全球极危、濒危物种和国家一类和二类保护物种50多种。

鄱阳湖也是淡水鱼类的重要基因库和繁育地，在这里发现的鱼类种类约占长江鱼类的1/3；鄱阳湖还是长江中唯一尚存的淡水鲸类哺乳动物——长江江豚的重要栖息地，现有淡水江豚野生种群的近一半生活在鄱阳湖。

作为我国最大的吞吐性、季节性和通江性淡水湖泊，鄱阳湖的水位变幅巨大，其面积和容积最大与最小时相差近76倍。汛期时水位上升，湖面陡增，水面辽阔；枯水期时水位下降，洲滩裸露，湖面仅剩几条蜿蜒曲折的水道。

季节性的洪水、周期性的湖水快速更换、典型的湖泊洲滩湿地结构，以及与大江大河密切的水力联系和生态联系，使这里形成了包括湖泊水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等复杂的水文环境与湿地结构，也孕育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由于具有典型、独特的人地交互的动态湖泊系统，鄱阳湖被国外专家称作是“极为珍贵和难得的天然环境实验室”。

近年来，由于长江水情水势发生变化，鄱阳湖时常出现低枯水位，导致水资源分配不均衡，对流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困扰。为此，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的启动，江西省提出要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此后，江西省专门设立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主要负责工程的课题研究、方案规划、资料采集等一系列工作。

WWF鄱阳湖项目负责人蒋勇告诉记者，从规划设计方案来看，拟建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具有短期内保留水量供给、缓解低水位对工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这引起了WWF的长期追踪关注。

其实早在2002年全国“两会”上，江西省40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提交了《关于要求开展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建议书加快立项进程的建议》 的“一号议案”。对于这一方案，当时就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工程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消极影响。

随后的数年中，江西省对工程方案进行了调整，先是改“建坝”为“建闸”，后来又取消了工程的发电项目。

2008年初，江西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成为了重要的战略性配套内容。

同时，工程设计思路由此前的“调枯控洪”改为“调枯畅洪”，即汛期保持江湖相通、发挥鄱阳湖分洪作用，在枯水期则放闸蓄水。

应该说，“调枯不调洪”是江西省优化工程建设理念和优化工程调度方式做出的妥协和转变。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虽然在其中指出要“重点研究、适时推进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但出于慎重，最终决定将鄱阳湖枯水调控工程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总体规划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论证。

对此，一些业内专家表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方案虽已由最早“建坝发电”的控湖工程，不断调整并修改为现在“调枯不调洪、建闸不建坝、拦水不蓄水”的方案，从而部分缓解了居民取水、通航等问题，但是“坝”改“闸”并未能减轻各方对鄱阳湖生态问题的担忧。

蒋勇也表示，这一工程不但会对鄱阳湖流域乃至长江中下游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将对鄱阳湖的核心生态服务功能带来难以估测的影响，比如威胁到鄱阳湖湿地及湿地植物的生存，使江豚生境更为破碎化、迁移通道受阻，也会破坏候鸟栖息地。

“WWF认为，在对鄱阳湖的生态功能进行科学研究及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论证之前，应暂缓枢纽工程的建设，并将无坝方案作为维持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的最优方案。”蒋勇说。

水位下降，是否可以成为工程上马的决策依据？

近10年的水位变化，并未对鄱阳湖生态系统指示物种造成显著影响。因此不能得出生态系统退化的结论，更不能成为工程上马的决策依据

此前，记者曾针对鄱阳湖的生态保护问题赴鄱阳湖进行过实地采访。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江西省发改委曾组织南昌大学、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对鄱阳湖水位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进行过专题研究。研究成果将为制定鄱阳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工农业结构布局以及城市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政策提供参考和科学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鄱阳湖湖泊水位变位的异常变动，给湖区湿地植被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使植被出现了退化性的演替过程。

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表示，由于近几年来丰水期维持较短，水淹期已不足3个月，且枯水期地下水位较低，局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湿地植被退化现象。

据介绍，近年来，由于水位下降过快，低枯水位较低，地表含水量下降，植被出现了水生植物、沼生植物优势度下降，群落物种生物多样性有减少的趋势。

此外，由于鄱阳湖水位出现退水提前，使得大面积的草滩出露时间延长，秋草萌发提前。记者在鄱阳湖采访时看到，过去只分布在较高滩地上的蚕茧蓼，近年来已成片地出现于如大湖池、沙湖、常湖这些湖泊滩地上。

而与此同时，由于低水位的提前出现，使得一些湖汊与通江水体过早分离，而外源污染物持续输入，湖泊氮、磷营养物浓度增加，滞留时间加长，导致沉水植

物群落发生变化。

这次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江西省下决心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以此来缓解低水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然而对于“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持续时间长、水位下降常态化”的说法，WWF认为，根据目前的数据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WWF认为，近10年的水位变化，并未对鄱阳湖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候鸟及长江江豚种群数量造成显著影响。因此，不能得出生态系统退化的结论，更不能成为这一枢纽工程立刻上马的决策依据。

蒋勇告诉记者，长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可持续利用一直是WWF的优先工作领域。基于过去15年的工作积累，WWF认为拟建的鄱阳湖枢纽工程将对水质、鱼类多样性、长江江豚栖息地、候鸟栖息地以及长江下游泥沙量等5个方面产生不可逆或不确定的影响，目前各项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还不足以支持这一枢纽工程的立项和建设。

此外，枢纽工程的建设还被期望能够解决湖区缺水、渔获量减少等问题，但WWF认为目前对相关问题还缺乏研究，枢纽工程并不是最佳答案。

在采访中，一些业内专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有关水位变化对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还要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要搞清水位变化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然后搞清水位变化带来的生态系统变化对湖泊功能有何影响。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科学评判，制定出科学的对策。

吉姆·哈里斯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对于鄱阳湖的整个生态系统及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水鸟，我们的科学研究都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来支撑做出任何决策。”

人为建闸，将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多大威胁？

不但会影响到栖息在这里的众多鸟类，还会使长江江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使江豚种群面临更大的危机，并威胁到鱼类的多样性

为研究水位变化与候鸟栖息地的关系问题，国际鹤类基金会和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从1986年起，就开始对鄱阳湖进行生态和候鸟的调查。

1999年后，双方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开始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水鸟的活动区域、水位及水温等。

吉姆·哈里斯告诉记者，鄱阳湖素有“白鹤王国”、“候鸟天堂”的美誉，这是和湖泊季节性水位涨落变化、洲滩周期性淹露分不开的，其年内变化特征所形成的浅水洼地、泥滩、草洲等湿地景观，成为越冬候鸟觅食的理想场所。

然而这个众多越冬候鸟觅食的场所却面临着消失的威胁。来自国际鹤类基金会的苏丽英向记者指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一旦建成，如此快速剧烈的生态环境改变将使众多鸟类无所适从。

“鸿雁、白鹤、白鹳等濒临灭绝的鸟类在大坝合龙之后，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非常大。”苏丽英说。

除了对鸟类带来的影响之外，拟建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也会对长江江豚的生存带来新的威胁。

其实早在2007年，就有学者指出鄱阳湖已经成为长江江豚的最后避难所。近期调查显示，目前这里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在450头左右，接近长江流域现有种群的一半左右。

有专家指出，在当前长江江豚保护正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启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设，将使长江江豚的生境更为破碎化，洄游迁移通道受阻，与长江中其它种群的基因交流隔断，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使江豚种群面临更大的危机。

此前关于鄱阳湖江湖水位变化对其

生态系统影响的相关研究中，有专家指出，江豚是依靠发射和接收声纳为其导航而觅食的，对前行中的障碍物十分敏感。同时，江豚需要到水面呼吸，不能长时间潜游。所以保护长江与鄱阳湖之前的洄游通道畅通，对于江豚等江湖洄游性生物的栖息和繁衍是非常重要的。

“长江江豚是肺呼吸的哺乳动物，它需要从空气中获取氧气。它的超声波并不能感知鱼网等杂物，加之水利工程落成后，冬季湖面水流缓慢更易结冰，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江豚‘淹死’。”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姜加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即使在规划方案中提及为鱼类和江豚设计了通道，但据WWF了解，这些通道能够让“鱼类和江豚可以自由通过”的结论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

此外，拟建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也会对鱼类多样性造成严重影响。

蒋勇告诉记者，根据调查研究显示，长江中下游阻隔性湖泊的鱼类多样性要明显少于通江湖泊鱼类的多样性。由于枢纽工程的建设，鄱阳湖与长江自然连通的状况将被改变，珍稀水生生物资源可能进一步衰退。

“一方面，江湖洄游、河海洄游性鱼类在鄱阳湖与长江之间将季节性受阻，其进入湖区肥育的机会减少、时间改变，这也间接影响到涉水鸟类和长江江豚的饵料鱼供应；另一方面，长江是中国淡水渔业最重要的基因资源库，江湖阻隔后，水体流动性减弱，适合流水性鱼类生活的生境将遭受极大破坏。”蒋勇说。

枢纽建成，将对候鸟迁徙带来多大影响？

鄱阳湖是东亚——澳大利亚至中亚候鸟迁徙线路上的重要栖息地。水利枢纽工程一旦建成，将对鸟类越冬安全和迁飞路线带来严重影响

蒋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全球性政府间保护公约《湿地公约》的重要缔约国之一，而《湿地公约》全称为《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因此，水鸟保护是公约的一项重要内容。

“依据湿地公约组织的研究和定义，当生态特征变化已经超出可接受的变化范围时，自然生态系统将受到严重影响。而国际重要湿地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持其生态特征。”蒋勇说。

记者了解到，鄱阳湖最核心的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批列入国际重要湿地的区域之一，其关键生态特征为典型的季节性水文节律变化，并因此形成了丰富的湿地景观多样性。而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一旦建成，将改变鄱阳湖千百年如一的“洪水一片、枯水一线”自然演替规律以及夏水冬陆的水陆交替景观，也违背了《湿地公约》的宗旨。

蒋勇还表示，中国也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字国之一。这一公约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地保护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以造福于当代和子孙后代。公约认为，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必须用于人类的利益，但这应该以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长期下降的利用方式和利用速度来获得。

同时，鄱阳湖是迁徙性珍稀候鸟沿东亚——澳大利亚至中亚迁飞的重要驿站或停歇地。为此，我国分别与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签订了候鸟保护协定，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双边或者多边候鸟保护合作近30多年。

正是由于鄱阳湖枯水期碟形湖泊的广泛分布，从而为越冬候鸟提供了理想的关键栖息地。

根据国际鹤类基金会于2013年的监测，当年在鄱阳湖越冬的候鸟达到了16万只，远远高于以往4万只的数量。

“相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说，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很多候鸟来说，鄱阳湖是唯一的选择。”吉姆·哈里斯说。

鄱阳湖吸引大量冬候鸟越冬的最主要原因，是当地拥有丰富的食物资源，而每年冬季水位的变化与候鸟的食物资源密切相关。白鹤、白枕鹤、东方白鹳等涉禽对湖泊水深特别敏感，水位高低直接影响候鸟对食物获取的难易程度。

吉姆·哈里斯给记者举例说，白鹤的重要食物是苦草根茎，其在夏季生长过程中，对水深和混浊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如果水深或水浅都会导致死亡。冬季水深不能超过0.5米，如果超过0.5米，白鹤就无法取食。

“鄱阳湖对于取食根茎的水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唯一的栖息地。”吉姆·哈里斯说。

目前，濒危物种白鹤在世界上仅存4000只，其中98%在鄱阳湖过冬。除了白鹤之外，还有众多的珍稀候鸟在此越冬和迁徙停歇。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以后，将直接影响枯水期碟形湖泊的分布，改变鸟类越冬的栖息地，危及鸟类越冬安全和迁飞路线的完整性，进而影响中俄、中澳、中日等双边协定达成的共识。”蒋勇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2012年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国际环保组织联名提交的第64号议案直接关注鄱阳湖的保护问题，希望我国能创新发展思路、寻找替代方案以解决当前的矛盾。

我国也承诺将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谨慎对待，并将于下一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于2016年在巴西举办之前给出正面的回应。

对此，蒋勇认为，如若在没有就鄱阳湖的生态功能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没有就工程建设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充分的评估及论证，没有通过相关渠道获得多方理解或谅解的前提下，立刻启动这一工程，不仅将使鄱阳湖生态系统面临不可逆转的风险，并有可能将生态风险上升为国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