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研究员曹文炼
2017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延续疲软态势，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放缓，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下滑趋势明显，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从收入差距、政策协调、地缘政治等三方面来看，当前全球经济仍旧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经济指标出现向好趋势，新兴动能加快积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发力。但经济下行压力仍在，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国际风险对国内经济和政策掣肘持续加大。下一阶段应协调缓解国内外主要经济矛盾，创新调控思路，促进供需平衡，培育新动能，以巩固回稳势头并推动经济稳健增长。
一季度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日趋脆弱，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下滑明显，美联储加息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具有不确定性，全球风险情绪及下阶段金融经济走势皆受其影响。中国经济开始探底企稳，市场信心有所恢复，在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作用下，二季度经济继续保持微升态势的可能性较大。当前应加大对国外经济政策形势的跟踪分析，创新我国调控思路，培育新需求和新动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经济向好势头。
图为2017年4月17日，山东青岛港集装箱堆场在吊装进口集装箱。这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宏观经济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80683亿元，同比增长6.9%。(俞方平摄/光明图片)
观世界宏观经济形势
全球经济低增长、弱需求仍将延续
一季度世界经济恢复羸弱，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全球GDP同比增长2.3％，与上个季度持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落至荣枯线，服务业PMI也大幅下滑，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市场动荡剧烈，股票市场大幅震荡，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和大宗商品止跌反弹，国际贸易跌幅收窄，金融稳定性下降。
分类别看，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主要新兴经济体继续延续分化态势。一季度消费成为欧美主要经济驱动，经济下行压力趋大。美国实际GDP环比上涨1.5％，消费支出增长加快，工业产出企稳回升，房市回暖，但企业利润率和出口双降。欧洲通胀率低位徘徊，消费成为区域主要经济驱动，但工业增速乏力，对英国脱欧的预期和难民问题将持续阻碍区域经济增长。中印均处降息周期，流动性相对充裕，经济表现稳定。印度得益于低价原油进口，通胀问题得到缓解。巴西财政赤字和负债严重，信贷风险突出，经济日趋脆弱。受原油价格疲软和美欧经济制裁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年初陷入负增长。
二季度，美国经济仍存增长动力，温和增长势头有望延续。4月21日欧洲央行维持利率和量化宽松规模不变，预示货币刺激已达极限，股市下跌、欧元走高。紧缩预期或将抑制消费，二季度欧洲经济增长或将继续放缓。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强势反弹的趋势在二季度有望延续，对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利好。初步判断，二季度全球GDP同比增长将维持当前水平，或略有增加。
对于世界经济恢复缓慢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分化，抑制经济复苏进程
自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中产阶级逐渐萎缩，贫富差距却逐步拉大。其中拉美收入差距位居榜首，10％的超富阶级掌握71％的区域财富。经合组织（OECD）国家收入不平衡也渐趋恶化，最富裕和最贫困人群收入比高达9.6。金砖国家危机后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但经济增长的红利也被最富裕群体吸收，不平衡的发展路径制约长期经济增长。随着泛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倒挂，金融业从事者因工资过高而常受关注，在美国，金融业平均工资较全国水平高出60％（Tomaskovic－Devey等， 2011）。在欧洲，金融行业工资溢价高达28％（Denk，2015）。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有效需求、消费、投资和出口均产生不利影响，阻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使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下降，高收入阶层消费奢侈品的需求上升，大部分人群因财富缩水，或增加负债消费，或缩小开支增加储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发达国家居民部门负债消费程度加深。英国居民部门2010年盈余高达6.7亿英镑，而2015年却负债4亿英镑。美国居民非住房贷款危机后逐年攀升，直至15年底联储加息，居民部门偿债规模才有所回升。 发展中国家居民储蓄高位维持。2014年，发展中国家储蓄存量占国民收入比高达34％，储蓄率最高的十个国家主要来自中东、亚洲和非洲，其中中国储蓄率高达49％。也有评论指出， 收入分配严重分化或致中低收入人群投机心理膨胀（刘鹤，2015），急于寻求增值途径，推升资本市场泡沫，使闲赋社会资金难以助力实体经济。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产业层面导致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生产性投资和产业升级动力不足，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长期也不利于出口，造成整体经济复苏乏力。若不消除制度缺陷、市场扭曲和社会歧视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将持续造成需求结构失衡和内生动力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改革滞后，难以应对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仍然在不断加深，跨境金融机构业务逐步全球化，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趋深，金融体系日趋高度联动，金融体系系统性、传染性、流动性风险走高，威胁实体经济稳健增长。16年第一季度，全球金融市场延续动荡趋势，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金融波动性均超过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3月发布的《增强世界货币体系》报告显示，当前全球金融失衡正逐步取代贸易失衡，成为影响全球经济体系稳定的主要威胁。
然而，国际社会缺乏宏观政策协调，金融监管合作有效性不足，加剧金融风险。首先，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对金融市场的负面溢出效应。近期，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推进负利率，加剧金融资产价格扭曲和资金错配，并使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端不断扩大，金融风险抗压能力日趋走弱。 同时，美联储升息信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深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其次，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诚意不足，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自由主义倾向依然明显，而发展中国家发展金融市场的需求未得到重视。应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各成员国于2013年开始实施巴塞尔III，旨在提高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然而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家对巴塞尔III的实施较预期有一定延迟，且在已实施的风险资本监管中，相关指标的规则与巴塞尔III的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较难采用巴塞尔III监管改革的部分内容。截止2013年末，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贷款余额占GDP 的比值接近50％，股票市值占GDP的1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30％和70％，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发展空间。而巴塞尔III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和对流动性监管要求，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银行业的盈利和资本积累能力进一步降低，而国内资本配置和公司治理效率低下，同时承受全球金融市场的负面溢出效应，使金融市场难以服务于提振经济增长的需要（巴曙松，2015）。
（三）全球经济治理问题频现，现实主义逻辑重新回归
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国际经济治理滞后。当前全球各经济体通过贸易和金融高度关联，风险极易扩散，经济危机频发。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国内不稳定因素增加，跨国风险升级，地缘冲突时有发生。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难民难以转化为有效劳动力供给，且创新乏力，阻碍经济复苏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发达国家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时，表现被动脆弱。此外，当前国际经济治理呈碎片化且效率低下，地缘政治进一步瓦解治理合力，加剧全球经济风险升级。
首先，当前全球贸易体系已不适应全球化趋势，全球贸易渐趋区域化和碎片化。当前，世界贸易组织（WTO）单靠货物贸易关税减让，已无法满足现阶段全球化产业和金融合作需要。同时，部分国家考虑自身政治经济利益，大力推动双边和区域贸易。由于贸易转移和“意大利面条碗”效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欧亚经济联盟（EEU）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在内的区域自贸协定将会形成新的贸易壁垒，加剧贸易摩擦，扭曲资源最优配置，阻碍全球化的发展。
其次，除贸易机制外， 其他各类治理机制和组织也面临协调困难，难保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论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G7等形成全球金融治理机制，自身面临非正式性、组织松散和代表性不足等法律缺陷，难以协调各国合力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以世界银行为中心、亚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发展银行为载体的全球发展治理机制改革缓慢，治理结构依然不合理，项目甄选仍遵循收益导向原则，“华盛顿共识”的治理逻辑无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实质性地提升发展水平和实现减贫目标。欧盟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本，当前面临分裂危机、恐怖主义和复苏疲软等威胁，长期共识因民粹主义的挑战而渐趋瓦解。最后， 地缘政治回归，或阻碍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二十国集团（G20）虽常被诟病为形式化的定期对话组织，但其组织结构中南北国家分布相对均衡且具代表性。今年将首次由中国主持，探寻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经济改革和政策协同将成为此次会议的主题。然而，地缘政治因素或将影响南北协调的诚意并瓦解实质性的合作意愿。日本将在杭州峰会前主持G7峰会，席间将避开中国和其他主要相关国家，以西方的视角单方面提出南中国海争议的解决方案。同时，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经济制裁升级，以及中美对九段线的争议等，也将阻碍成员国在经济问题上达成深度共识。综上，全球经济的低增长、弱需求和金融市场动荡，在今年和可预见的若干年内都仍将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