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在“L”型底部形成企稳态势
稳中求进成为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一季度，中国经济顺利地实现了开门红，各项经济指标表现抢眼，且指标间的协同关系良好，有效反映了指标的真实性和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基础较为坚实。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806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环比增长1.3%。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四条主线已经基本具备：
（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内在结构不断优化。
一季度，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93777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比1-2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比2016年提高1.1个百分点。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三大领域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72.2%，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86.2%，拉动投资增长8个百分点。民间投资的回暖较为明显，增速抢眼。一季度，民间投资5731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7%，增速比1-2月份提高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为2016年以来最高，企业投资信心逐渐增强。
（二）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消费平稳运行。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84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5%，虽比上年同期回落0.2个百分点，但比上年全年加快了0.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7.0%。居民收入略快于经济增长，而扣除人口总量自然增长因素，按201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后的人均GDP增速为6.4%左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高于GDP增速0.1个百分点，高于人均GDP增速0.6个百分点左右。
消费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地位。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2%，高于上年同期2.2个百分点，高于同期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58.6个百分点。
（三）产业稳定增长，实体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坚实支撑。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8%，增速较上年全年回升0.8个百分点，为2015年以来季度最高增速，回升态势有所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也在稳步进行。一季度，工业技改投资和设备投资均呈现良好增长，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9.8%，增速比全部工业投资高4.9个百分点；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为41.7%，比去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工业设备投资增长11.5%，增速比全部工业投资高6.6个百分点；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为35.5%，比去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
在工业、制造业取得稳定发展的同时，服务业的发展态势也在不断优化和完善。一季度，服务业增长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支撑，引领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其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高出第二产业1.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6.5%，比第二产业高出17.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比第二产业高出25.6个百分点。
（四）金融形势保持平稳，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环境总体改善。
从货币市场来看，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59.9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5个和2.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48.8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2.6个和3.3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6.86万亿元，同比增长6.1%。一季度净投放现金301亿元。
从信贷市场来看，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22万亿元，外币贷款增加510亿美元。3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16.6万亿元，同比增长12.3%。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10.83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6个和2.3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受到减税政策影响
收支矛盾仍较突出。一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并有效实现了生产性减税。受到宏观调控政策转向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财政支出规模迅速扩张，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导致了较为罕见的第一季度“赤字”现象。
（一）公共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生产性减税效应逐步显现。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366亿元，同比增长14.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159亿元，同比增长17.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24207亿元，同比增长11.7%。中央收入增幅高于地方5.4个百分点，主要是属于中央收入的进口环节税收保持快速增长，拉动同期中央收入增幅提高约7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37793亿元，同比增长14.7%；非税收入6573亿元，同比增长10.6%，收入结构有所改善。
一季度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价格上涨因素。今年以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带动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二是经济企稳向好因素。受价格回升等带动，企业生产趋于活跃、利润明显增加、投资信心增强。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加，带动了工业和服务业税收增长。三是一般贸易进口价量齐升，进口总额大幅增长，带动进口环节税收同比增收较多，拉动全国收入增长3个多百分点。上述因素大多属于外部因素，波动大，稳定性差，要做好全年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心理准备，仍须按照5%左右的收入增速做好预算管理工作。
（二）一般预算支出增长较快，对经济的拉动特征明显。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917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5767亿元，同比增长14.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0150亿元，同比增长22%。一季度罕见地出现了首季赤字，规模为1551亿元，占当季财政收入的比例为3.5%，占当季GDP的比重为0.9%。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均快速增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保持盈余。
1.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11473亿元，同比增长27.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1062亿元，同比增长28.6%；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1041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486亿元，同比增长29.9%。
2.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8090亿元，同比增长18.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155亿元，同比下降31.3%；地方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7935亿元，同比增长20.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7043亿元，同比增长18.7%。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和方法论
实现“L”型底部运行和企稳工作的重大突破。2017年，宏观经济运行上的核心表现是进入到“L”型的底部，经济探底企稳的形势不断好转，各项调控目标和调控政策也将根据经济的新特征而有序地展开。
（一）应对经济的“L”型底部运行压力与风险是2017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从“L”型底部运行的风险与压力情况来看，无外乎是生产和资产两个方面。生产方面表现出产出增速放缓，转型动力不足，企业面对市场裹足等压力；而资产方面则表现出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和资产收益率明显下滑的“耗散”型风险，并叠加了汇市、债市和股市等领域的问题。从主要矛盾结点和经济总体运行来看，生产方面的压力表现为转型期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风险，实体经济的高杠杆风险和价值形态转换中的链条断裂风险；资产方面的问题表现为房地产风险、汇率风险等。
（二）以加快转型升级为核心，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发展根基。
1.正确应对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折旧压力，实现创新转型与企业生产激励的有效协调。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加速是当前实体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潜在矛盾。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折旧加速问题呈现出典型的“二分性”。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将导致该类资产的内在价值减损，也将导致生产性固定资产作为价值链转换节点的中断。在十分敏感的“L”型底部运行阶段，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安排和拓展速度都将受到明显的影响。如何既能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又将企业的内在需求和承受力考虑在内，就成为宏观调控的关键角度。
在体系上，宏观调控应将思路和政策重点整合为三个方面：第一，给予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企业以更好的发展空间，从而使其能够以自身的能力尽可能快地拓展市场，最大化地实现收益。第二，使创新活动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价值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并促进知识产权的交易和流转。第三，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安排，即推动企业以资产的抽象价值形态（资本）而不是以其具体价值形态（某类固定资产）去面向市场和开展经营，考虑到表达的便利，将其称为“资产资本化”。
2.有序处置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压力，防范企业现金流风险、资产稳定性风险和宏观金融风险。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含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为156%，在国际上处于较高的水平。高杠杆与经济底部运行相叠加，将会导致企业现金流风险，并由此而引发因资产处置不当而导致的资产稳定性风险，以及因信用不足和定价能力减退而形成的宏观金融风险等。宏观调控“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重点采取以下三项举措：第一，全面推进降杠杆措施，有效防范企业现金流风险。第二，有效释放产权价值，防范企业资产价值波动风险。第三，坚持管疏结合，有效抑制宏观金融风险。
3.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投融资自循环，并实现实体经济与资产市场的深入融合。受到生产性固定资产内在价值减损的影响，实体经济企业的投融资链条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风险，生产的自循环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解决实体经济投融资链条风险的关键着力点在于提升实体经济的融资能力，提高生产性投资的收益水平，并推动存量资产对生产活动的有效支持。宏观调控在金融方面“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疏通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而在财政方面则要以多种方式支持技术改造，促进实体经济焕发新的蓬勃生机。政策要点是：第一，从推进实体经济自循环融资来看，应着力做好无抵押融资、经营过程中融资和新型产权创造等政策安排。第二，从提高实体经济的经营收益来看，关键是要做好降成本和补短板两个方面。第三，从推动存量资产为生产经营服务来看，要推进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置，提高资产处置的便利性，全面实现生产性减税。
（三）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维护资产市场的平稳有序。
中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1.严格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资产市场。从宏观上看，房地产市场已不能再作为投资品，以谋求价格溢价和作为资产市场的重要交易对象了，否则将导致资源的严重错配、风险的快速累积和实体经济的大量挤出。目前，对待房地产市场应坚持一个原则，两个理念和多策并举。
一个原则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也即，房子是有用的、有益的，房地产行业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行业，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城镇化的发展，而不断提升房子的质量和数量。但房子本身不能再作为资金炒作的对象，房子的居住性功能成为首要属性，并应围绕这一属性展开政策管理和市场引导。如在宏观上，要管住货币的投放规模和成本；在微观上，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的信贷需求，并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两个理念就是“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这也是稳中求进的方法论在房地产领域的重要体现。“抑制房地产泡沫”不是挤爆泡沫，而是阻止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并逐步有序地做实房地产价值和理顺比价体系关系。“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落点是房地产行业，而不是房地产价格。
多策并举则是强调当前房地产市场问题的复杂性。既要防风险，又要保平稳，还要去杠杆，并通过资产形态转化支持实体经济，绝非一项政策或一个措施能够应对，只有多管齐下、协同有序、进退有度，才能达成目标。
2.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正确认识汇率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当前，汇率政策应从汇率水平、波动区间和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地位三个方面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管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在汇率水平上，要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一目标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一是要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评价机制，为人民币汇率管理提供较为清晰的目标；二是要完善“一篮子”货币的构成币种和权重体系，为人民币汇率运行提供较稳定的“货币锚”；三是确定汇率“适度”的概念和导向方向，是国际收支平衡，还是国内资产平稳，还是出口有效激励等，供市场主体自发调整和形成合力。
在波动区间上，要适当增加汇率弹性，坚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也即允许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适当加大，并实现以合理均衡汇率为中心，以管理浮动改革为方向的人民币汇率区间调控和市场定价。
在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地位上要保持稳定。人民币国际支付地位的稳定要满足充足性、稳定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充足性即世界市场上拥有较多的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头寸和货币数量；稳定性即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和借贷成本应处于适度稳定区间；流动性则要求人民币在金融市场上提供较为丰富的交易手段、避险工具和衍生产品，并提供面向市场的国际清算和再投资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