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这一概念于1990年提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全球化趋势、旨在对全球事务实行共同管理的理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同时，也开始了关于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理论创新的讨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不断提出解决全球经贸问题、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政策建议，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着公共产品。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是全球治理嵌入式多边主义的创新应用。
全球经贸治理理论强调构建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形成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公共产品解决全球问题，其治理难题是如何协调国际规范约束与各国主权权利之间的矛盾。嵌入式多边主义认为，战后美国设计多边体系时注意到了满足各国国内干预的需求，在规则构建时留出了“安全阀”。“一带一路”倡议强调，通过外交协调方式对接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对各国主权的尊重、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尊重。这相当于从现有多边体系出发，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则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从现有多边体系中吸取营养，逐渐成长为一个新型的大区域经济合作。此外，“一带一路”建设突破了“安全阀”制度设计，是在各国经济发展“契合点”基础上的积极行动，这种积极主权参与模式将成为全球治理的未来方向。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采取了差异化的制度构建路径。
战后多边体系的构建特点表现为，建立在强势国家主导基础上，有既定的核心原则，用统一的法律制约所有成员，倾向于消除多样性。“一带一路”的制度构建路径与此不同，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中国的准确定位是核心倡导者。“一带一路”建设更为包容、更为差异化，即先从成员国各自实际出发，摸索合作路径，然后再总结出规则制度。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巨大，但“一带一路”建设没有要求各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能加入。例如，柬埔寨有种植业资源禀赋但没有加工能力，中国企业不仅向当地农民传授水稻种植技术，还帮助建立加工厂；马来西亚制造业比较发达，中国企业就在汽车制造上开展合作；哈萨克斯坦交通设施落后，制约当地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就去开山修路。这是一种结合各国差异化实际的务实合作方式，是在行动中、过程中寻找规律的方式。
再次，“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出一批经贸治理新术语。
比如，在全球治理理念上，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全球治理的经济目标上，提出“共同发展”，破解了全球经贸治理的困境；在全球治理的过程论中，提出“对接”，这也是中国首次提出的国际经贸合作方式，强调了全球治理主要基于协调而不是以支配为基础；在全球治理的内容方面，提出“五通”，形象说明了政策顶层设计、基层支持及经贸合作具体领域之间的联系。相信当“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更多国家回应时，这一批新术语将在更大层面上发挥应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