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北京第一家拥有临终关怀病房的三级医院
柔和的色彩、随处可见的卡通贴纸，绿色盆栽……与一般的病房不同，北京老年医院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病房不仅有专业化的生活、医学护理，还有舒缓治疗、心理干预、营养支持等。这里的病人会根据个人情况接受适当的“死亡教育”，并获得相应的心理干预。作为本市第一家拥有临终关怀病房的三级综合医院，这里的临终关怀病房规模至今仍是全市最大的。
北京某医院临终关怀病房内护士握着病人的手。（资料图片） 首席摄影记者 蔡代征/摄
始终处于满员状态
据老年医院临终关怀病房主任姜宏宁介绍，目前临终关怀病房有40张床位，2010年5月成立时只有21张床位。由于其后几年有需求的患者及家庭一直在增加，2015年10月前后扩充到目前的床位规模，但病床始终处于满员状态，且预约本上总会有不少病人在排队等床，等上一至两周时间非常普遍。
姜主任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人对“临终”的概念还存在误解，来咨询的也有很多并不属于临终患者的范畴，其中以生活不能自理导致长期卧床的慢病患者居多。比如气管切开、卧床之后的褥疮患者等，在敬老院或者一级医院是没法处理的。虽然这类病人和家属希望转到像老年医院这样的综合医院来，但这类病人如果能护理得当，生命存活期是可以很长的，因此这部分人群实际上并不属于临终关怀病房收治的对象。
在接收病人之前，老年医院临终关怀病房的医生会进行病情评估，如果有以下两个突出问题存在就符合接收条件：其一是病情是现阶段医学手段无法治愈的；其二是病情处于进展阶段，重要脏器譬如肝、肾、心脏等已经出现功能不全，也就是衰竭状态，病人处于极度痛苦中。
适当接受“死亡教育”
“到我们这的病人都属于认可临终放弃积极治疗的。”姜主任说，近些年他所遇到的一定要求临终时还要积极救治的患者越来越少了，大部分患者亲身体验过治疗的痛苦，已经慢慢能够接受无法治愈、最终走向临终的这个现实。
“我们这里的大部分病人是了解自己病情的，所以他看到临终关怀这几个字不会出现心理上特别的抵触或拒绝。另外，入院后医护人员也会根据不同的患者情况适当地开展死亡教育：护士们会去了解病人的背景、家庭情况甚至知识层次，注意观察医生对其讲述病情时患者的反应和接受程度，以此来判断患者对死亡教育的接受度。对于那些特别敏感、对死亡话题采取回避的患者，医护人员也会尽量避免刺激到病人。”
姜主任介绍说，在临终关怀中评估病人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如病人是否处于重度抑郁或焦虑状态；同时还评估病人的社会支持能力，是否经常有家属陪伴等。对评估存在精神心理障碍者，需要优先进行心理干预，暂时不做死亡教育。对评估心理状态较好的病人，死亡教育会与心理干预同步进行。死亡教育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要鼓励病人积极乐观地面对生老病死；其二会制作一些宣传手册，介绍关于死亡的一些宣传材料或者网站等，试探病人有没有兴趣了解与死亡相关的内容，如果病人感兴趣再继续进行更多的引导。“死亡教育因人而异，会特别慎重。”姜主任说，其实，死亡教育应该贯穿人生始终，从孩提时代开始。
现状 尴尬一：临终关怀缺乏统一标准
姜主任表示，目前护理人员缺口的确很大，而年轻护士的流动性也很大。除了人员缺口之外，中国现在急需建立临终关怀领域的行业标准体系，比如哪个级别的医院应该设立何种类型临终关怀病房，它的硬件和软件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收治病人的标准、服务内容的标准怎样设定？临终关怀病房的考核和绩效如何管理？这些都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就导致各地区各医院在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存在差异，没有标准可循。很多情况下只能靠自己摸索，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医护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姜主任说。
尴尬二：部分患者有“压床”情况
临终关怀病房里也有一些病人住院天数过长，出现“压床”的问题。入院时病情严重，也符合临终的判定，但少数病人住院一段时间后，病情稳定了，按道理应该转出或居家。但由于目前社区以慢病管理为主，能够提供临终关怀条件的社区有限，因此，姜主任接触的病人在他们这里住院时间最长的可达两三年。
有些临终病人有自杀倾向，拒绝任何治疗，甚至拒绝交流。病房也出现过病人自己拔管、自我放弃的问题。“这种问题一旦出现就会比较麻烦。”出现心理应激性创伤，医护人员就需要强化护理、严密监护及巡视，也会请心理专科的医生进行干预，或者采取药物介入。
尴尬三：志愿者和义工缺口很大
姜主任说，参观访问国外临终关怀机构，感受很深的是国内的临终关怀还存在巨大的缺口：就是缺少志愿者和义工更多的参与。医务人员扮演了多重角色，一方面是为病人减少痛苦的医疗救治人员，同时还承担着面对死亡的心理引导人员角色，还要承担患者的生活护理和医学护理。
角色多，有利也有弊：利在于容易赢得病人信任；弊在于一旦出现心理波动或情绪激动时，病人容易产生心理防御，他们往往更愿意与一个“不相干”的人诉说，对志愿者戒心会少，有利于沟通交流和心理疏解。“目前我国这方面空白还很大，必须尽快弥补这些的短板。”姜主任说。
呼吁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姜主任说，目前，患者家属对临终关怀病房信息的掌握度并不高，网上的信息又鱼龙混杂，可信度打着问号。因此，他认为很有必要搭建一个公共平台，方便各个医院之间以及患者和家属都能够掌握信息，实现资源共享。但是他也坦言，操作起来有难度，因为北京的医疗机构隶属于不同的体系，所谓“八路大军”，在管理上很难达成一致进行统筹规划。
姜主任坦言，目前本市临终关怀机构形式较多，最常见的是一些慈善组织机构办的，如松堂关怀医院等。除此之外，养老机构也在参与重病老人的护理，但他们往往无法界定一些病人是属于临终关怀还是慢病护理，这些机构基本都是以生活护理为主，对于临终病人的舒缓治疗、心理干预、全面照护等很难保证。
目前，三级综合医院床位本身就紧张，需要急救手术的病人都排不上床位的话，很难再有余力接收临终晚期病人。仅有一些二、三级医院的肿瘤内科病房收治一些没有条件治疗的晚期肿瘤患者。目前医疗资源的配置很难解决临终患者的需求问题，需要政府统筹解决。
■记者手记
直面死亡这一课 不能靠突击
中国人讲究“事死如事生”，更何况人还健在，哪怕是几乎丧失尊严地“活着”。因此，很多家属觉得治疗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即使已经没有医学上的救治意义。
这是我们国人与外国人文化传承不同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阶段，由护理人员开展死亡教育其实也有令医护人员尴尬的地方。很多国家的死亡教育实际上是从孩提时候就开始的，从国家的教育体系开始实施，逐层推广。而不是走到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再由医护人员短期内突然“单刀直入”地去跟患者谈怎么样建立一个正确的生死观。没有任何基础，让临终患者去接受这样的观念很被动，且存在显然的风险和难度。
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早些接触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早些懂得，应该如何快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