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显示，山西一家农商行的不良率在去年6月末时为4.98%，已是同期行业水平的近3倍；至去年末飙升到28.34%，今年一季度末，仍然在28.13%的高位，是行业平均水平1.74%的16倍多。同时，该行营收、净利润等指标也出现断崖式下跌。不仅如此，该行在一年时间频繁换帅，其中第一任党委书记的任职于去年7-8月期间结束，第二任上任不足8个月，今年5月又现更迭。
相比换帅的速度，换帅原因同样引发关注。消息称，该行第一任党委书记在该行的任职已超八年，但受到了关于违规放贷的举报，最终“被调离董事长之位”。同时，省联社空降给该行第二任党委书记，此人推翻了前任提出的三大目标，不良也极大暴露。第三任党委书记同样由省联社委派，被部分人士视为“来救火”。
一位知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在山西省中部某地区，确实有一家农商行不良率从去年开始“失控”飙到近30%。但该人士不愿透露更多信息。
个别农商行不良率激增的话题迅速引发市场对农商行这类小型金融机构的关注。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商行没有官网，即使有官网，也难以查询到业绩数据，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农商行高管违规违纪现象。仅通过搜索“山西农商行、董事长、举报”等关键词，网络上的相关信息就指向至少3家当地农商行，如果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全国，则有超过10家农商行。
例如2016年3月，贵州省监察厅发布消息，贵阳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索美英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2017年8月，黑龙江纪委网站公布，哈尔滨农商银行原董事长杨德彬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违纪行为包括利用贷款审批、借款担保等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索取钱财等。
有业内人士指出，农商行人情关系复杂问题突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农商行前身普遍都是信用社，确实存在人情关系这个传统。另一位接近银行业的人士进一步指出，农商行相对中大型银行层级比较少，领导权力大，也因此更多地出现了权力滥用的情况。
农商行普遍面临的问题还包括高企的不良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约1050家农商行总资产达到20万亿元，不良率3%，比银行业整体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其中也不乏不良率上双的农商行，例如山西侯马农商行，2016年三季度时不良率达到13.38%，拨备覆盖率仅71.56%。另有业内人士透露，一家拥有17个网点的农商行风控团队仅有3人，而这样一个团队却要承担诸如设计扶贫搬迁贷款的重任。
“总体来讲，各类银行中，农商行公司治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确实偏弱一些。”郭田勇表示。这也是业内人士的共识，长期以来，农村基层金融机构受制于系统、技防、客户资源和员工素质方面的因素，往往成为每一轮经济波动中金融安全的“重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