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成为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聚集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基础研究，并使其更好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当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发展也进入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阶段，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但与世界主要科技大国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投入来源单一，缺乏具有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原始创新能力薄弱，技术供给难以满足企业对前沿技术创新的需求。对此，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进而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和重大创新的源头。从理论上来看，完整的创新链就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规模化发展的全过程。还要看到，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共品，具有更广泛的扩散效应和放大作用。实践证明，以科学发现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是重大的、经济效益高的技术创新不可或缺的基础。尽管基础研究不提供新产品、新工艺和解决技术问题的具体方案，但基础研究向社会提供了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其效益不只限于某一领域的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更重要的是，基础研究能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催生新的产业生态系统。
具体来看，发展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需要建立相互配套的法律、政策体系和分工明确的科研体系，以及促进基础研究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需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同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强化基础研究的法治、政策和文化环境。
一是优化基础研究的支出结构，完善选题机制，提高基础研究的质量。要形成高水平的原始创新能力，就必须提高基础研究的质量。与发达的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支出强度较低，真正具有引领作用的成果较少。
对此，一方面要拓宽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发挥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作用，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另一方面则要改进科学研究的组织机制，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增强原始创新的能力。要改进基础研究的选题机制，推动战略需求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推进相结合，提高从实践中凝练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增加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支出。
二是多措并举，促进基础研究的转化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转化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创新主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分阶段推进。既要发挥政府科技计划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依靠政府、科研机构和市场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强各类科技计划的衔接，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还要建立针对基础研究的应用转化类科技计划，加强基于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促进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开发利用。
三是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及其转化中的作用。基础研究成果并不都能转化为应用，只有少数成果可通过市场发现其应用价值。因此，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有效的市场发现机制，促进相关成果转化和应用。
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自主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支持企业参与国家基础研究项目，提高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和能力；吸引处于行业技术前沿的企业参与国家基础研究计划项目指南编制，选择反映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研究课题；进一步开放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国家实验室，加强研究机构与企业的研究合作与人员交流；建立种子基金，发挥创新创业对转移转化科研成果的推动作用。
四是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评价体系，提升基础研究的质量。基础研究项目成果的评价应实行直接产出与社会效果并举，更重视社会效果；近期效果与中长期效果并举，更重视中长期效果；数量与质量相结合，更重视质量及其对未来创新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一方面，根据基础研究项目来源进行分类评价。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以同行评议为主。重点评价研究方向是否符合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有哪些推动和带动作用，是否在科学和工程前沿有新发现和新突破等。对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除了上述评价内容外，还要重点评估设定目标的完成程度。同时还要进行长期效果跟踪，包括论文被引用情况和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情况等。
另一方面，对基础研究人员的评价不能过度强调成果数量和成果转化，否则将会迫使科学家们更多关注短期结果而难以进行突破性创新。要建立以质量为主的评价指标，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引导研究人员心无旁骛地进行扎实研究，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