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银行业各类风险领域均已有具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和安排，预计监管将更多地落实在“执法”上，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严处罚、严问责”的高压态势将持续。商业银行需在合规框架内开展业务，加强主动风险管理，改变通过同业、理财业务驱动规模扩张发展路径，加快金融科技等领域战略布局。
监管高压态势不改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上半年，银监系统累计已公布罚单1662张，相比去年同期公布的1481张，增长12.2%。其中，银保监会公布10张，地方银监局公布531张，银监分局公布1121张。
从罚没金额看，上半年，银监系统合计罚没金额已逾14亿元。千万元级罚单并不罕见。例如，5月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分别被银保监会罚款6570万元、5870万元和5845万元。对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监管部门坚持严问责、严处罚，公开通报案件相关细节和处罚情况，以警示行业。例如，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发放贷款案、邮储银行甘肃武威文昌路支行违规票据案、李昌军案等的查处情况和相关案件细节均在监管部门网站予以公示。
除商业银行外，资产管理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政策性银行等机构违规行为难逃问责。例如，兴业金融租赁公司由于未制定明确的服务收费标准并公示与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时搭售理财产品，被银保监会罚款110万元。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在执行行政处罚时坚持问责到人的监管思路。多位银行负责人或相关员工由于对机构违规负有直接责任、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经办责任、承办责任而领下罚单。例如，永州银监分局5月连续披露36张罚单，公布对6家机构处罚情况，30名责任人被警告或罚款。
此外，监管机构还启动双向问责。例如，由于四川银监局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相关风险线索等问题未全面深查，监管督导不力，对其监管评级失真，原银监会党委责成四川银监局党委深刻反省，吸取教训，对四川银监局原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自2017年‘三三四十’专项治理活动启动以来，监管机构针对同业业务、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以及房地产等重点领域加强治理。”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赵亚蕊表示，无论是监管机构年初的工作会议对于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和有效防控风险的工作安排，还是今年以来出台的各项监管政策和专项治理活动，以及当前开出罚单的力度和方向，都可看出未来一段时间内强监管态势仍将会持续。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芮表示，从上半年已出台的资管新规、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等制度及办法看，下半年严监管主基调不变，违反宏观调控政策、违反信贷政策、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等方面问题可能成为监管重点，监管部门之间更加注重发挥协同监管作用。
信贷业务成领罚重灾区
从案由看，作为银行传统业务的信贷业务成机构领罚“重灾区”。例如，在6月地方银监局公布的49张罚单中，案由涉及贷款业务违规的罚单就有30张。
具体来看，虚增存贷款、贷款三查不尽职、贷款风险分类不准确、贷款资金被挪用、违规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集中度管理不力、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楼市股市等都是机构领罚常见案由。
对于信贷业务违规多发原因，赵亚蕊认为，作为商业银行传统业务，信贷业务占比最大，所以发生违规行为概率相对较大。信用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经济上行阶段存在的一些风险和违规行为，到经济下行阶段会随着风险逐步暴露而显现出来。加之当前正处于产能过剩治理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持续推进阶段，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信用风险也是重点关注风险领域之一。
违规开展同业、表外业务仍是监管部门打击重点。例如，上海银监局4月公布的罚单显示，对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以罚款200万元，案由包括2015年6月至7月，这家银行部分同业资金被违规用于证券交易；2017年，这家银行某同业资金被违规用于股权投资等。
另外，资管业务方面也是乱象频出。5月银保监会一连公布10张罚单，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及相关责任人共计被罚没1.83亿元。在三家股份行收到的罚单中，案由均有十余条，资管业务、理财资金是其中的高频词汇。例如，通过资管计划投资分行协议存款，虚增一般存款、个人理财资金违规投资、为非保本理财产品出具保本承诺函等。
此外，今年以来监管部门三令五申，要求金融机构重视、强化公司治理。从被通报的几起银行业大案要案看，涉案机构普遍存在内控严重失效、公司治理薄弱问题，为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机构主动合规“进行时”
除监管力度保持高压态势外，监管部门补短板工作在持续推进。
中银国际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励雅敏表示，从今年落地新规涉及的业务领域看，较2017年没有太大变化，大都是对去年出台征求意见稿版本的落地。不少监管新规正式版虽然在监管要求上并未有明显放松，但是过渡期较征求意见稿有一定延长，政策可操作性增强。对银行而言，获得更多适应监管新规时间，整体压力有所减轻。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杨荣认为，目前银行业各类风险领域均已有具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和安排，预设的监管工作任务安排已基本完成，监管将更多地落实在“执法”上，尤其是通过更市场化手段进一步肃清金融机构违规行为。
杨荣表示，随着资管新规落地以及金融强监管逐步推进，一些金融业领域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不是金融创新本身导致，而是部分金融机构以创新之名行套利之实。因此，合规发展与金融创新并不矛盾，监管增强更有利于引导银行业将更多心思用在研究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个人客户真实金融需求变化，有利于银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在监管高压之下，赵亚蕊表示，金融机构应严格执行监管政策、有效配合各项检查，在合规框架内开展业务。要密切关注后续监管体系细则出台，及时获取最新政策变化与执行计划。加强主动风险管理，避免风险相对较高的金融机构可能产生的局部风险扩大和交叉传导。应定期评估监管政策动向、实际执行情况及其产生的潜在影响，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在强监管政策环境下，商业银行要改变当前同业、理财等驱动规模扩张的发展路径，加快金融科技等战略布局。”赵亚蕊认为，在业务模式方面，需借鉴国际去杠杆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加快实现“大投行”、“大资管”的战略转型。
当前，商业银行也正在谋求主动合规。招商银行副行长兼董秘王良日前透露，招行目前资管规模约为2.3万亿元，会按照资管新规要求下降到1.5万亿元左右。下降部分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5000多亿元结构性存款和保本理财产品，按照监管要求回归表内；二是部分非标资产，由于非标资产不能通过资产池滚动发行、期限不得错配，非标资产规模会有所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