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助理总经理李茜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工作要点》更加强调市场化的操作流程，侧重对国有企业本身杠杆水平的约束，以降低债转股实施过程中的压力。一是建立量化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使得企业降杠杆的目标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强，以提高降杠杆工作的效率。二是加强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的负债约束。要求金融机构通过债权人委员会、联合授信、债务风险评估等方式，主动限制高负债企业的过度债务融资，倒逼国企降低杠杆率。
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看来，此轮债转股实施企业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今年以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支持债转股的政策，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实现中央明确的结构性去杠杆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还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
厚生智库研究员赵亚赟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企业杠杆高居世界前列，企业负债太高会严重拖累经济发展。而我国企业负债有六七成是国企负债，是企业降杠杆的重中之重。债转股将间接融资变成直接融资，大大降低了国企偿付压力，同时也迫使一些体制僵化的国企按股份制要求进行改革，变得更加市场化，从而提高效率。
李茜也表示，债转股有助于国有企业降杠杆和加速国企改革。一方面，市场化债转股有利于优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减轻财务负担，为其轻装上阵增强活力腾挪了空间。另一方面，国企改革的阻力在于债务压力大，改革的目的在于提升企业经济活力，而债转股可以起到双重作用：通过债转股降低国企杠杆，有助于压降国企债务压力，为国企改革奠定基础。同时，市场化债转股也可为国有企业引入多种类型的股东，提升国企的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并在公司治理层面强化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和经营业绩的约束。
发改委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达17325亿元，资金到位3516亿元，资金到位率20.29%，涉及资产负债率较高的115家优质企业。债转股落地相较过去明显提速，但落地难的困境还未完全得到解决。
在黄志龙看来，上市国企的债转股，始终面临两方面难题：一是国有企业和债权金融机构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这其中与商业银行业绩考核有一定的关系；二是债转股的市场化、法治化过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行政命令、拉郎配式的债转股还时有发生。另外，尽管央行针对债转股资金短缺问题采取了定向降准的举措，但这些资金如何进入债转股之中，仍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
李茜表示，当前债转股项目落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募集难、资金成本高、债转股风险大和退出机制模糊，针对上述问题，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来完善政策：
一是拓宽资金来源。当前的债转股实施机构以国有银行和四大AMC（资产管理公司）为主，可通过正向政策激励引导符合条件的其他商业银行、地方AMC、保险、私募基金等参与债转股业务。在资金筹集方式上，鼓励债转股实施机构通过私募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规避银行资本高损耗对债转股空间的制约。实际上，由于债转股回报周期长且银行等主流实施机构缺乏股权投资操作能力，私募股权基金能有效弥补债转股实施机构的专业短板。
二是降资金成本。央行今年推出定向降准支持债转股，为商业银行提供了一定数量低成本的长期资金。除此以外，还可以尝试通过央行再贷款等渠道拓宽低成本债转股资金。同时，针对债转股专项债，可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免征利息所得税的政策，或对实施机构在实施环节给予税负减免和优惠，降低债转股实施机构的资金成本和运作成本。
三是调控债转股风险。除了降低银行债转股业务风险权重的措施，还可以尝试引入担保公司，为债转股项目的股权收益或债转股基金份额提供担保，或者通过政府主导设立风险补偿基金的形式，为债转股项目提供一定安全垫。
四是尽快出台债转股股权退出细则。退出机制在此前的文件中曾多次提及，但一直未有具体的细则出台。监管层应尽快出台债转股股权退出细则，在退出方面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结合起来，根据债转股企业经营状况、上市与否等不同情况提供多元化的退出机制，从而拓宽股权退出的转让渠道。
“加速实施债转股会大幅降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能够促进企业部门重新恢复融资能力和活力，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针对上市国企加快推进债转股，将显著改善上市国企的财务状况，使得这些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恢复经营活力和再融资的能力，上市国企财务状况改善和经营能力提升，对于当前股票市场走出低迷也能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黄志龙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