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11年相比，5年间我国石漠化土地净减少193.2万公顷，年均减少38.6万公顷，年均缩减率为3.45%。石漠化扩展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表示，根据开展的第三次石漠化监测结果，截至2016年，我国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007万公顷，占岩溶面积的22.3%。与2011年相比，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呈现面积持续减少，危害不断减轻，生态状况稳步好转的态势。
作为中国岩溶地区的首要生态问题，石漠化防治一直备受关注。石漠化防治取得的这些成果带来了哪些变化？还面临着什么困难与挑战？
石漠化土地缩减速度加快
石漠化，简单来说，就是在雨水较充沛的南方地区，受人为活动干扰，使地表植被遭受破坏，土壤严重侵蚀，造成基岩大面积裸露，砾石堆积。其发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资源的丧失；又由于石漠化地区缺少植被，不能涵养水源，往往伴随着严重的水土流失和人畜饮水困难。
为了掌握岩溶地区石漠化现状及动态变化情况，2016年，原国家林业局组织有关单位开展了第三次石漠化监测工作。监测范围涉及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5个县。
监测结果显示，5年间，我国石漠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缩减速度加快。与2011年相比，不同程度的石漠化面积均出现减少。特别是重度和极重度的总体比重较上个监测期下降了2.7个百分点。
同时，石漠化发生率下降，敏感性降低，岩溶生态系统稳步好转。5年间，岩溶地区石漠化发生率由26.5%下降到22.3%；水土流失面积减少8.2%，土壤流失量减少12%；林草植被盖度达61.4%，较2011年增长了3.9个百分点。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数据的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石山“绿”了起来。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除了生态治理的基本出发点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刘东生指出。
据他介绍，石漠化地区大致包括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广东外，其他7个省份分布了217个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的26%，贫困人口占全国的47%。
因此，近年来，在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时，基本策略是“抓生态推动长效扶贫、抓产业推动就地扶贫、抓项目推动精准扶贫”。
例如，通过政策扶贫，国家推行了生态护林员制度。截至目前，已在217个贫困县聘请了12.5万名生态护林员，占全国所有生态护林员的1/4，带动了近50万人的增收。
同时，在岩溶地区，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经济林果、木本粮油、林下经济、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一系列的林业产业，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数据显示，这些地区的林业产业占当地农民收入的比重已平均达到20%以上，在许多地区达到了1/3甚至超过1/2。
监测结果显示，与2011年相比，2015年岩溶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3%，高于全国同期的43.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9.9%，高于全国同期的54.4%。5年间，8个省份贫困人口减少380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1.1%下降到7.7%。
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在为石漠化治理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的同时，刘东生坦言，“石漠化防治形势依然非常严峻，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由于岩溶土地具有独特的双层水文结构，基岩裸露度高，土层瘠薄，破坏容易，恢复难。
刘东生解释说：目前石漠化地区植被恢复还是初级的，植被以灌木型为主，占56.5%。研究表明，石漠化土地从退化的草本群落阶段恢复至灌丛、灌木林阶段需要近20年，至乔木林阶段约需47年，至稳定的顶级群落阶段则需近80年。“已经初步治理的地区，植被刚刚开始恢复，稳定性差，必须加强保护，巩固成果；否则极易反弹，前功尽弃。”
同时，防治任务依然艰巨。据悉，岩溶地区还有1500万公顷乔灌木林亟待加强保护；有1007万公顷石漠化土地需要治理。而剩下的石漠化土地，立地条件更差、治理难度更大、治理成本更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而且，石漠化地区是“老、少、边、山、穷”地区。截至2017年，岩溶地区尚有211个贫困县、1300多万贫困人口，有261.6万公顷石漠化耕地仍在耕种，群众增收途径有限，对土地依赖性较强，极易加剧石漠化；此外，毁林开垦、樵采薪材、过度放牧等现象时有发生，给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态造成破坏。
多方发力贡献防治成果
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下一步治理工作，找准应对之策？
在第三次石漠化监测中，专家对石漠化态势得到逆转的原因进行了相关分析。
监测显示，人工造林种草和林草植被保护对石漠化逆转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贡献率达65.5%；因人口压力减轻和农村能源结构调整促进植被自然修复的贡献率为24.4%；农业技术措施的贡献率为3.9%；其他因素的贡献率为6.2%。
“这意味着，石漠化治理的成绩得益于多种政策的协调配合与当地人民的辛勤付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孙国吉表示。
以疏导人口为例，孙国吉解释说，目前石漠化地区人口密度达207人/平方公里，是这一地区理论上最大可承载密度的2倍多。为此，近年来，国家通过推进城镇化、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劳务输出、异地扶贫搬迁等措施使岩溶石漠化土地得到休养生息。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岩溶地区城镇化达到45.5%，5年平均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外出务工比2011年增加了7.9个百分点。“这些人口不再依赖于土地，促进了石漠化地区生态的自然恢复。”孙国吉指出。
此外，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对石漠化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悉，2011年，西南岩溶地区农村拿木材做烧柴的比重达37.7%，近年来，通过推广沼气、太阳能、电力和液化气等能源形式，以及推广节煤炉、节柴炉等，到2016年新一次监测结束的时候，薪柴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0%以下。
刘东生指出，石漠化防治制度体系是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性保障，今后我们还将不断在投入、金融扶持、社会参与、国际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
据他透露，未来除了继续鼓励发展传统木本粮油、经济林果等产业外，国家将以国家沙漠公园和国家石漠公园为载体，重点支持森林旅游业、沙区旅游业、石漠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