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发给自己的奖章 老兵期待1962年中印战争的国家纪念
30元，是制作一枚奖章的价格；
50年，是等待一枚奖章的时间。
经历了对公开纪念漫长的等待后，都江堰、彭州两地的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们，决定自己给自己发一枚奖章。
记者 雍兴中 图 翁洹 实习生 田香凝
和很多老兵一样，提议给自己发奖章的彭维松，也是在退休之后，越发在意那场战争一直未有官方纪念。每年10月，他总会打开新闻联播，看是否有关于中印战争的报道。有是有，但都是报道战败国印度方面的有关活动。
1962年11月18日，他们都是55师163团的成员，在中印边境西山口打响了战斗。是役是中印战争的最后一仗，尔后堪称大捷的中国宣布全面停火，和平在刻意的低调中维持至今。
在国内，人们对那场战争知之甚少，曾经二十上下的参战士兵，在迈入古稀之年时，也走进了被遗忘的角落。他们寻找着彼此，共同的记忆在白发和皱纹间流淌，如今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不要忘记自己。
发奖章的提议获得全体通过，全体是多少？70人。2012年建军节前夕，在彭州的一处农家乐，老兵们领到了自制的奖章，戴着它合影留念，喜气自溢。这让没有参加的老兵十分羡慕，也希望有一枚，负责制作的杨建余说，没有那么多了，只做了100枚。
而这100枚奖章，在那之后的一年，也没有什么机会与人见面。它能够出现在什么场合呢？隆重的纪念大会，还是家人团聚的饭桌？事实上只有记者到访，老兵们才会把它从小盒子里拿出来，讲述那些家人早已听腻的故事。
“话可是中央说的”
1962年的冬天，青海民和县163团2营营部，通信员杨建余守着步话机。
西山口战役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11月22日毛主席命令全线停火，12月1日又主动后撤，原本秘密入藏的163团很快回到了民和县驻地。杨建余记得，出发时部队把来不及收的青稞全扔在了山上，回来时都不见了，就像一些战友再也没有回来。
战场上，朝夕相伴的步话机是杨建余的保护神。在西山口冲一段300米的封锁线时，每跑10米就要卧倒，杨建余看到有人牺牲，有人躺倒腿不住地打颤，而他总是用一种不标准的姿势，将背上的步话机迎向子弹，希望最后自己被击中时威力还不致死。最后，当他们冲到碉堡前，看到了小山一样的机枪弹壳。敌人被击溃了，杨建余和步话机都没事，依然可以回到后方享受平静。
这一天的平静，是被中央慰问团打破的。战友跑来告诉他，中央派来的慰问团在团部礼堂演出。杨建余这一年22岁，还是喜欢热闹的年纪。他跑向团部礼堂，看到那里已是人山人海。中央慰问团带来了一支乐队，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乐器，听人说是一支管弦乐队。很多年后，杨建余已记不得那天观看了什么样的舞蹈，听了什么样的相声，他只记得回到营房，部队发给了他一大堆中央慰问团的慰问品，其中有一条雪白的毛巾，上面写着——
“不愧为伟大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军队。”
当奖章从天鹅绒的小盒子里被拿出来，看到正面“中印反击战”五个字，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这是老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珍藏，但实际上它被制作出来刚好一年。
72岁的杨建余一手拎起奖章，一手翻过它的背面，奖章上的话来自1962年的中央慰问团，样式则完全模仿了军功章。认真地解释：“东西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两句话可是中央说的。”
在老兵们的记忆中，50年前到访的中央慰问团，是国家对中国对印反击战唯一也是最后的纪念。演出之后发的每一件慰问品，老兵们说起来如数家珍，那包括：三五个信封，一叠信笺，一只搪瓷茶杯，一支英雄牌钢笔，还有一条雪白的毛巾。
这些不过是日常用品，在普通人家不知要更换几何，老兵却记得每一个卷走记忆的漩涡。
“搪瓷缸在甘肃坐火车时丢了。”曾在炮营服役的刘成全语调沉缓地回忆，当他转业到刘家峡水电站，时间就开始一点点剥离他与军旅的联系，“英雄钢笔在学习安全常识时，不小心挤坏了；信笺丢到刘家峡水库了；有一年家里着火，白毛巾烧掉了。”
毛巾只有少数人还保留着，只是雪白已经变成了鹅黄，但有一份精神寄托附着其上。给自己制作一枚奖章，便是缘于这份寄托无处安放。
2011年11月18日，彭州原163团战友第六次聚会。这是多年前西山口战役打响的日子，在老兵们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的刻印。聚会是杨建余和战友何洪昌发起的，这一天大家聊得最多的是：眼看第二年就是中印战争50周年了。
有人提议，联名给中央军委写封信，给所有参战的老兵发一个50周年的奖章。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大家考虑起如何行文、如何措词。
这时来自都江堰的战友彭维松说：“干脆我们自己做个奖章吧。”
这个提议先是引起了一阵讶异。“奖章只有军委才能发嘛，我们发算什么？”有人说。但杨建余和何洪昌都觉得可以：“军委发的叫军功章，我们自己做的是纪念章，没啥子不可以。”
“开个亚运会都有纪念章，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彭维松看来，是不是官方发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向后人证明，老兵们曾参加过那一场战斗。
最后，给军委的信仍然要写，而发奖章的动议也被一致通过。72岁的杨建余和73岁的何洪昌开始操持这件事情。
次年7月，何洪昌让女儿在网络上找好了厂家，杨建余通过亲戚在成都谈好了价格，每枚30元，然后由何洪昌往返成都与厂家商量定稿。
何洪昌回忆，让他来跑这件事，是因为老兵中他的身体还算好，可年龄确实不饶人。“第一次从彭州去成都，转了三次车才找到厂家。”到的时候已经是12点了，老板不在，在7月的酷热里，他等到下午3点才办成了事儿。
后来何洪昌往返5次只为商定好奖章的细节，最特别的就是要在背面加上一句话：“不愧为伟大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军队。”
50年前，毛巾上印的就是这句话。
“刻骨铭心，怎么也忘不了”
1962年11月17日，夜，佳山口没有月亮。
163团接到的指令是在18日正面主攻西山口，而西山口前的佳山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3营接下了拿下佳山口的任务，预计伤亡会达到90%。
彭维松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视野内只有战友的背影。背影跑起来自己也跟着跑，背影蹲下休息自己也蹲下休息。夜间行军不能有一丝光亮，首长看地图，也要用三件雨衣遮蔽起来。
白天，他曾看过佳山口。山上长满了大杜鹃树，没有开花，但保持着绿叶，山谷中有流水，森林里有猿猴，深山中还覆有一层新雪，本来是一个景色不错的地方。
但自从一进山，这里就充满了危险，原始森林和崇山峻岭从未给一支军队预备过道路。各连原有骡马驮补给，但进山不久几匹军马就掉进了深涧，不少战士踩着雪滑进河里，打湿了棉衣棉裤，冷得直哆嗦。剩下的骡马因此被幸运地放生了。
雪唯一的好处是随手可以抓到嘴里解渴。出发前，部队给每人发了一天的给养——炒面和白糖，两样吃起来都需要水。战前吃最后一顿饭时，营长说，多吃点，打起仗来可能一天都吃不上饭。
彭维松是炮连的，心情也并不轻松。他不知道战斗何时会打响，黑暗与寂静中，大家的弦都紧绷着。
“啪！”一声枪响从黑暗中传来，在寂静的山中如同惊雷。
50年过去了，回忆仍是鲜活。
“当时3营8连的文方富走火了。”张龙凡是3营的通信兵，记得当时参谋长和副师长气得要枪毙文方富，因为山的对面就是敌人，队伍随时可能暴露。这时8连的指导员站出来说，枪毙又会有枪响，不如等仗打完再说。
幸运的是，佳山口的守军已经逃走，文方富走火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后来的战斗中他表现勇敢，也就没人再提枪毙的事。
那之后的很多年，上自庙堂，下至民间，那天的战事像深山的溪流般静静地流淌，也没什么人再提中印战争的事，烙印已经打在老兵记忆中，直到晚年变得越来越清晰。
1965年前后，老兵们各自退伍转业，有了新的职业和生活。对比参军的时间，他们的第二职业无疑要长得多，但让他们念念不忘的，始终是西山口。
这种只有上过战场才能体验的感觉，“刻骨铭心，怎么也忘不了。”张龙凡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训练再苦，上战场就那么一两天，激烈的战斗可能就几个小时，而就这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有的战友就牺牲了。
“我们那时受的教育，战友牺牲了，要坚强，要勇敢，心里难过也不会表现出来。”彭维松脑海里始终忘不了一名叫王道树的战友，他本来已经去了文工团，打仗时又分了回来，通过封锁线时牺牲了。和所有老兵一样，当他讲述这段往事时，语速缓慢，目光散开，仿佛看到了战友牺牲的样子，或者自己几乎同时死去。
战场记忆以年为单位，在脑海里不断单曲循环，一旦想要找个出口，即使在家人那儿，也要碰一鼻子灰。
“又到这一天了。”每年的11月18日，刘成全都会咕哝这么一句，得到的结果是：“老婆都听烦了。”
年轻的时候，妻子袁新旭也听刘成全讲打仗的事，听他讲被垂死的印度兵抱住大腿，战场上战友在身边牺牲。但随着岁月被烟火熏烤，那些有关残酷与牺
牲的故事，家人们不再听，刘成全也不再讲。
“那些老掉牙的东西没有用。”袁新旭说，在刘成全家，也就女婿喜欢军事，愿意听他讲一些。战争经历留给这个家庭仅剩的纪念品，是一个饭盒。那是刘成全在战场上缴获的，饭盒一直用到磨破了底。
“那些事，讲一次就够了。”这是大多数老兵家属的态度，90后的孙辈们甚至会觉得：“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当刘成全说战友们集资做纪念章，需要30元钱时，妻子竟然表示了反对。“你一天天从包包里拿钱出来，谁给你钱呢？”袁新旭说。
“她说我拿回来没用，我说你不懂，这就是一个纪念。”刘成全说，他这一辈子也算是保家卫国过，拿出奖章，他还可以说他也曾去过战场。
就在南方周末记者到访的这天，刘成全珍视的最后一顶军帽，也终于被证实消失在儿女的几大箱衣物里了。他的印象中，这顶特殊的军帽2006年时还在。
刘成全记得特别清楚，当外孙女第一次看见军帽时，惊讶地说：“外公你还真有这个啊？”
外孙女小时候也听过刘成全的故事，直到见到军帽时似乎才真相信了他，这让刘成全感慨万千。
当初遭遇家人的反对，他说：“我这一生当中就剩了一顶帽子，就让我再领个奖章吧。”毕竟30元不是什么大数目，刘成全拿到了这枚奖章。现在，这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纪念。
“真的就只是一个荣誉。”
1962年10月23日，民和县农场，杨建余和战友们收割着青稞。
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活。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部队的标准是每人每月45斤粮，其中还要扣去2斤支援地方建设。对于年轻小伙子来说，只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状态。
下午5时许，劳累了一天的杨建余正在感到疲惫袭来，进藏对印作战的命令传了下来。
对这道命令，战士们并不意外。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一直在边境上侵扰中国。1961年开始，印军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入侵据点。中国进入战前准备时，战士们开始学习简单的英语。
“华落米”、“努提各”和“给乌阿扑”，很多年后，杨建余依然坚持着让人不知所云的发音，但他也清楚地记得这几句的中文意思是“跟我走（follow me）”、“不准走（not go）”和“放下枪（give up）”。
在营部，营长只作了简单的战前动员就出发了。这已足够，战士们积极请战，当天晚上就有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
杨建余写的，是一封家信。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弟和1个妹妹。快要上战场了，他并不怕死，只是想告诉母亲，作好心理准备，而且他死之后家里还有兄弟可以依靠。
难办的是这封信无法寄出。平常战士寄信都是交到团部寄出，但部队开拔前去西宁乘车后，就不允许再寄信了。
直到部队开到格尔木，杨建余才找到机会，将信投进了地方上的邮筒。
后来回家探亲，杨建余才知道，母亲看完那封信，独自跑到河边痛哭了一场。
1982年，杨母以花甲之年亡故，杨建余再也体会不到母亲的关爱。现在，有谁还会像母亲一样关怀他呢？
当年，他们都甘愿为祖国母亲抛洒热血。“行军途中，每到宿营地，战士们不是先休息，而是争先表决心，写请战书。”何洪昌说。
即将进入战斗的前一晚，连、团领导想将他临时调换到9连，这个连第二天将担任主攻西山口的任务，何洪昌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临战那晚很紧张，每个人都在棉衣里面写上名字，免得牺牲了还不知道是谁。何洪昌在衣服上写了名字，数了数身上还有七十元钱，然后拿出一张纸条写下“我牺牲后请将我身上的七十元钱交党费”，怕母亲骤然得知伤心，他又写下一句“不急于通知我母亲”，然后放进衣服口袋。
打下西山口，九连荣获集体二等功，还出了一个战斗英雄庞国兴，何洪昌本人也被评为三等功。
“立三等功的有个毛主席像章，我就有一个。”很多年后，何洪昌对此感到不满足，因为像章上没有任何字样，看不出来是对参加对印反击战嘉奖的。
当老百姓和当兵不一样，老百姓就是要维持生活，在地方单位一直忙着工作，只有建军节时会收到单位的问候。“过去30周年、40周年，也没有纪念，但那时我们这帮人都还在职，想不到这些。”彭维松说。
那时候，士兵们各奔东西，单位不一样，对退伍军人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单位是几句问候，有的单位是发一张电影票，这还是退伍军人较多的单位，小单位里便无人在意，而无论哪里，谁也不会关心中印战争纪念日。
年轻的时候，老兵们对这些都还无所谓，退休后才越发怀念起部队。军旅生涯在他们身上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他们已经习惯于向集体寻找归宿与认同，当发现“没人管”时，也就倍感失落。
张龙凡说，退休后起码建军节别忘了我们。不要钱，也不要请吃饭，也不用安排什么事做，这就是个荣誉。
老兵们珍视荣誉，有时候甚为敏感。
2007年，民政部发文，调整了部分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对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参战退役人员，发放了每人每月100元补助。民政部的优抚一贯以贫困群体为对象，在老兵的重点却看在了“参战”两个字上。
“仗打起来，子弹还分农村人、城市人吗？”何洪昌的话得到了老兵们的赞同。当年参军的小伙子们，绝大多数都出自农村，只是在转业后，才变成了城市人。在他们看来，参战退役人员应该一视同仁，补助发放就不应该分农村还是城市。
成都的老兵刘家丰为此不断上书，老兵们都签字附议了，他们中也有不少是农村人。
“我们大部分人生活都还过得去，也不是为了那100块钱，真的就只是一个荣誉。”彭维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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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
从1959年开始，印度军队在东段越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在中段、西段越过传统习惯线，在中国境内建哨设点。1962年7月，印度军队公然侵入中国阿克塞钦地区的加勒万河谷，把中印边界紧张局势推到了一触即发的高危境地。1962年10月至11月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在中国军队全面获胜、印度已经无力再战的情况下，我方宣布停火，并主动后撤。
只怕慢慢被遗忘
1962年11月18日凌晨，西山口，杨建余遭遇了伏击。
战斗打响的时候，全乱了。战场上火光连天，炮弹、子弹呼啸，连远近都听得出来。杨建余看到到处都是印度的散兵，到处都在交火。身后的战友说了一声快走，回头一看，队伍全撤了。杨建余赶紧后撤，刚退下来，一阵子弹全打在了原先卧倒的位置。
在海拔5000米的战场上，杨建余背着七十多斤的步话机，跟着营部四处迂回，气喘吁吁间，几十个人退到了一处崖边，左右都是印度兵。
营长决定用火焰喷射器。这是当时最新的步兵装备，一个营只配了三具，每具火焰喷射器后面有三根管子，只能发射三次。
长长的火龙喷射而出，杨建余看见凝固汽油四处流淌，流到哪儿烧到哪儿，印度兵落荒而逃。
这场战斗，杨建余印象最深的死者是营里的一个通信兵，他被自己人走火打伤肚子，痛了一晚上后死在了杨建余面前。
和很多战争一样，中印战争的亡灵至今没有完整的名录，也没有公开的祭奠。尽管51年前的世界屋脊之战已经淡出了社会的记忆。但各地零散的自发纪念一直存在，并根据组织者不同而各具规模。
2012年，新疆、西安等地，都有大型的中印战争纪念活动。张龙凡在当年参加了西安的“原步兵第55师参加中印边境战斗50周年纪念战友会”，那一次有六百多人参加。
“这个活动搞得比较好，还出了一本《西山口之战》的书。”张龙凡说，西安在2010年就开始筹备50周年纪念了，声势隆重主要得益于原55师参战的团级干部、军级干部组织了起来。
不难理解，当年的参战人员，有人在军界荣升，有人在商界取得成功。因此，一些活动不仅组织得有声有色，还有不少书籍和画册出版。
更多的老兵，平凡而普通，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能力内寻找同袍，往往还并不容易。
1960年，西藏军区在成都地区招了数千兵员，彭州就有500人，其中有300人到了时称8062部队的163团。可就是这批老兵，也直到1998年才有了第一次聚会。
“平常工作都忙，也没人组织。”杨建余说，那一年他从水电建设总公司退休，感觉可以做这件事了，才和另一位在彭州的战友何洪昌一起，在建军节组织了第一次聚会。
聚会很简朴，杨何二人出资买了点花生、瓜子，还有小桔子，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最后在农家乐共同出资吃一顿饭就是全部的活动。
这已足够让老兵们得到快慰。在一个专用的笔记本上，何洪昌认真记下了第一次聚会的情形：由于多年未见，战友相聚十分亲切地叙旧情，话友谊，一时间皆未尽兴。
此后，除了2000年到2007年中断，杨建余和何洪昌每年建军节都组织大家聚会一次。农家乐里，50元的花生瓜子，就可以让十多位老人聊上一天。
“我们穿过黄衣服（指军装）的，经过部队这种特殊生活的锤炼，共同语言很多。”何洪昌说，战友相聚只要见面就是高兴的。
风烛残年的老人们心里很明白，年龄大了，见一次面就少一次。然而，有多少战友等待着联络，又有多少战友已经故去，这是民间组织者也不知道的。
杨建余和何洪昌14年间组织了7次聚会，只联络到了成都地区的七十余名老兵，从未成立正式组织，依靠的也只有人脉联系。“比如一次聚会他参加了，然后他又说还能联系到谁谁谁，那就下次聚会又叫上。”
聚会后，彼此联系增多，杨建余和何洪昌现在也会邀战友一起打打麻将。那是一种当地人称为“磨袖子”的玩法，一块钱一局，彩头太小，年轻人不屑于参与。
年轻人不能理解的是，即使只是面对面坐着，老人们的相聚也自有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