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上，多动行为的背后是注意力无法正常集中，多动行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控力的增加而减少，但注意力上的缺陷很难缓解，这可能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影响孩子一生。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贵州省精神卫生中心）今年3月6日专门开设了儿童青少年心理（学习困难）门诊，半年多里，已经接诊了数百个青少年“多动症”的病例，并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开展了专业干预治疗。
“多动症”不能和调皮捣蛋画等号
医学上的“注意缺陷及多动障碍”在许多家长的认知中往往只是多动的行为或调皮捣蛋。“患病的男孩偏多，孩子往往比较聪明、智商高。”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妇女儿童精神科副主任熊杰介绍说，“许多家长没有注意到‘动来动去’背后的注意力缺陷问题。”
孩子在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上幼儿园的孩子能不能专心听家长讲一段故事；孩子画画的时候，会不会不自觉地把目光从画纸转向笔尖；做练习题是不是总拖拖拉拉完不成……
还有的孩子会没有轻重地招惹同学，削铅笔时可能随手就在同学身上画上一道；受不了课堂纪律的约束，跟老师、同学都相处不好；时常打架被请家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医师钱英解释说，“多动”是注意力缺陷表现出的一个维度，在患者的学习、生活中还有许多细微的表现。
“他们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多巴胺的东西不够。”钱英打了个比方：“大脑里好像在打一场仗，多巴胺分泌正常的情况下，大脑里的元帅可以指挥一切，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如果多巴胺分泌少了，这个元帅可能就睡着了，士兵会开始不受控制地乱动。”
2018年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一篇文章显示，中国儿童的“注意缺陷及多动障碍”总患病率为5.6％，亚组分析显示男童患病率7.7％,女童患病率3.4％。钱英介绍说，而正式就诊的患者不足1/3，就诊后接受正规治疗的比例更低。
孩子成绩落后的原因可能是专注力缺陷
真正让一部分青少年走进医院就诊的原因，是学习状态出现了问题。在对大量病例进行分析后发现，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是发现孩子患“多动症”的高峰期。
熊杰的孩子今年刚上一年级，老师会找熊杰咨询：为什么班上有的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专心听讲？这直接导致他们学业跟不上。“六七岁孩子的注意力如果只能集中几分钟，肯定没法正常学习。”熊杰说。
研究发现，有一部分患病孩子智商很高，上一、二年级时每堂课专注时间不长，也能学到一些知识，靠着聪明还能勉强跟上学习进度。一般到三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会显著下降。这时如果再不就诊，到了六年级和初中，孩子会面临更严重的问题。“往往是学习成绩不好，人际交往也不好，孩子们发现自己怎么人见人不爱啊？”钱英说，孩子会因此产生自卑心理，加上青春期来临，很多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也很僵。
钱英反对一些父母动辄说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其实孩子心里也委屈，他控制不了自己，是脑子里的多巴胺出了问题。”钱英通过与大量患者接触发现，这时候的孩子如果感受不到老师、同学、亲人的温暖，也没有及时就诊，最容易沾染坏习惯，比如沉迷网络、吸烟、喝酒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熊杰曾经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去一个戒毒所做调查，发现戒毒人员在儿童时期有多动症的比例非常高，且基本没有得到过专业干预。许多人的人生轨迹也出奇地相似：从学习成绩不好发展到出现行为问题，渐渐影响情绪出现人格缺陷，再受到旁人误导进一步出现毒品成瘾……
专业治疗应提至学龄前
“注意缺陷及多动障碍”对一个人成年后的影响同样明显。
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研究的病例里，迟到、拖延是最常见的问题。有的患者始终无法按时上班，严重的“启动困难”让他经常受到领导批评；有的患者严重拖沓，胜任不了工作，被同事认为没有责任心；有的人因为自责导致了严重的情绪问题，成人后社会地位很低，越来越跟不上同龄人的脚步。
也有的患者会显示出“高功能”。一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研究能力并不弱，但一直没办法开始写论文；一位40多岁的大学老师靠着惊人的自律完成了自身知识积累，但他必须要制定特别严格的时间计划表，才能完成工作，成为博士生导师后，他必须靠提升注意力的药物完成教学和课题任务。
钱英认为，要预防成年后出现类似问题，需要从小进行干预。她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学龄前干预，目前，国际通行的认知是“及早判断、及早行动、积极治疗”，钱英解释说，这意味着不一定要给“多动症”的学龄前儿童下诊断结论，但一定要尽早对有这些表现的孩子进行专业干预，特别是非药物干预。
钱英特别欣慰，在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青少年学习障碍门诊开设半年后，有了第一位就诊的学龄前儿童，尽管最终诊断结果孩子并不是“多动症”，但钱英认为这说明西部地区家长对这种病的认识开始萌芽。
钱英解释说，人的大脑发育到一定年龄就会比较成熟，但人执行技能的发育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有的人会一直发育到成年以后。可以用一些专业方法，促进执行技能发育缓慢的孩子提升发育水平。
目前，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深圳儿童医院正在联合做学前“注意缺陷及多动障碍”干预的尝试，国外的专业研究者也参与其中。钱英发现，几个月的训练后，有的孩子进步明显，“确切的结论在5年后可能会研究出来。”钱英说。
去精神卫生医院治疗是难以迈过的心理坎
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了解学龄前“多动症”的治疗知识，钱英写了一本书，介绍如何进行执行技能的家庭团体训练，让更多家长能发现问题、重视问题，对孩子做一些主动干预。
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家长和孩子真正坐到专业的医生面前，但目前的尴尬是，专业医生往往在精神卫生研究机构或者人们常表述的“精神病医院”中，带着孩子走进这些地方，在不少人心中还是难以迈过的坎儿。
钱英注意到一些民营早教机构都开设了儿童专注力训练课程，收费是公立医院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许多家长愿意给孩子报名。她认为，一方面要看到这些机构良莠不齐，没有教学标准，老师的专业素养不一定能胜任课程要求；另一方面，未来专业医疗机构可以和教育机构合作，把专业知识融入幼儿园和学校的课程，孩子和家长会更容易接受。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妇女儿童科主任吴刚也表示，“希望专业门诊能带动更多人重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就当作治一次心灵感冒。”吴刚计划为科室争取一批专业的诊疗设备，输送更多的医护人员参加专业学习，未来建设一个与教育机构和公益组织合作的平台，赶走陈旧思想下的“病耻感”，让更多“多动症”孩子快乐地接受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