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于对住房属性界定上混乱，也就使得中国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各行其是，各个政府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出台有关的房地产政策，从而导致了这些政策冲突与矛盾，而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及投资者各行其是，攫取大利，也把中国房地产市场带向完全不可持续的方向。因此，要确立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就得对住房的性质全面反思及重新界定，并重新设立住房统计的新框架，这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在中国，或者在不少国家，住房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框架中，给出的标准答案是，住房就是投资品而不是消费品。如果读者不信，你可以去询问国家统计局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给出的标准答案还是住房是投资品而不是消费品。在他们看来，因为住房购买支出是长期分摊，因为住房长期持有后会升值，所以住房是投资品。但是，这些理由是否成立也只能在制造这些概念的人头脑中，与现实生活可能会相去很远。
正因为在国家统计局那里，住房是投资品，那么无论住房价格是如何上涨，都是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无关。可以看到，近十多年来，中国各城市的房价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10倍了，但是中国居民的消费物价指数不仅没有上涨，而且持续下跌，最近甚至跌到1%以上，市场大叫出现通货紧缩了。在这里，传统的货币主义理论失效了，因为在货币主义看来，通货膨胀就是一个货币问题。只要货币过量发行，反映在物价水平上就是通货膨胀。但是中国货币发行越多，物价则越下行。比如2009年之前中国银行信贷总和不到30万亿，而2009年2013年底前5年则达45万亿之多。由于住房是投资品，近几年超速度扩张的货币增长只涨到房价上去，而涨不到居民实际消费物价上来。真的太好玩了！
反之，如果近几年过度扩张的货币会反映到居民的消费物价上，那是什么结果。那就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快速上升，居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不值钱。而通货膨胀率或居民消费物价飞涨，央行就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加息了，这样才能让市场流动的货币减少，并让通货膨胀率回到合适的水平上来。如果央行货币政策收紧加息，住房投资者收益率下降，其投资风险越来越高，只好退出市场，住房投资需求减少而房价下跌。但是，住房是投资品，过量的货币只是抢购一定的住房让房价飚升，而没有让居民的消费物价上涨，所以央行也就不用收紧货币政策加息了，反之还可以采取更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让更多的货币流动向市场推高房价。
一般来说，衣食住行是人类最为基本的生存方式，也是人类最为基本消费需求。但是由于住房是投资品，当居民把手中所持有的收入占绝对高的比重投入购买住房时，居民最大的一块消费突然消失了。这就有了在中国统计指标中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由90年代5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35%左右。即是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其消费则越来越小。因为，中国居民收入绝大部分都用购买住房这种投资品了，居民的消费如何可增加。这就是当前所谓的中国居民消费逐年下降之谜。
更为好玩的是，既然住房是投资品，但是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又制造出一个住房的“刚性需求”来。很简单，既然住房是投资品，那么投资者购买住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购入住房之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或预期住房会升值。如果市场的住房投资者都预期房价会上涨，而且又有好的金融市场条件以及购买没有任何限制，比如利率低、杠杆率及借钱容易，那么住房的投资需求可以是无限大。即住房投资者可以购买一套、二套、十套、百套等住房。但是，如果市场的预期逆转，即投资者认为购买住房后不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时，那么这时住房投资需求会成为零，甚至于负（即住房投资者赶快把手中住房抛出）。住房的投资需求在零到无穷大之间，是根本不存在“刚性需求”的。所以，如果住房是投资品，住房市场是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刚性需求”的。不知为何，政府职能部门会制造出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住房是投资品，那么政府也不需要对购买住房采取任何补助政策，也不需要让银行采取利率优惠，更不需要把住房购买分为购买第一套、第二套等。因为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中，从而没有哪一个栏目规定购买第一套住房是消费，购买第二套住房是改善性消费，而且购买第三套才是投资。在国家统计局的报表里，所有购买的住房都是投资品。如果对投资品的住房采取优惠政策，实际上用整个社会纳税人的钱来补助投资者，这样做对没有购买住房购买少住房的居民是相当不公平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住房又变成消费品。
如果住房是投资品，那么住房投资者所得当然要用适当的税收制度来调节，试想居民劳动所得都有一套税收安排，为何住房投资不这样做呢？为何中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会成为全球最差税收制度呢？这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
可以说，在中国，由于对住房属性界定上混乱，也就使得中国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各行其是，各个政府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出台有关的房地产政策，从而导致了这些政策冲突与矛盾，而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及投资者各行其是，攫取大利，也把中国房地产市场带向完全不可持续的方向。因此，要确立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就得对住房的性质全面反思及重新界定，并重新设立住房统计的新框架，这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