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再普及的是，强制报告不是道德选择而是法定义务。当公职人员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组织、从业人员，比如老师、医生等，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及面临不法侵害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是他们的法定义务，不报告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受到处罚。
这项被称作强制报告的制度，2020年5月由最高检等9部门正式推出，同年秋天纳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侵害案件多发生在隐蔽处，唯有让这些侵害浮出水面，才能对儿童实现早保护。如果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能及时预警、有效连接，那么这张频密的网络将让更多孩子及早远离危险。
强制报告，关键自然是报告，没有儿童侵害的线索，自然也谈不上及时有力的保护。但在现实中，当强制报告的主体要做出报告的决策时，却不得不直面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不怀疑，老师、医生等强制报告主体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也能感受到切肤之痛，也会迸发善意和责任的火花，但只“公开”站出来亮明自己报告者的身份这一点，相信就会给很多人带来心理压力，更不用提对报告后遭受打击报复的担心。
淮安在诊疗系统中增加的“一键报告”模块，解决的正是这个难题。它不仅明确了医生发现可疑线索后向谁报告、如何报告的问题，更关键之处在于它让这一切可以便捷、“静悄悄”地进行，这也意味着医生的决策与其他压力源隔绝。至少在那个特定的场景和时间节点，制度的“强制”得到体现，医生的“报告”初心得到保护，有力度又有智慧。
令人欣慰的是，在江苏宜兴、连云港等地也已试行将强制报告自动提醒程序嵌入医院诊疗系统中，同时实现一键报告院内法务或公安机关。这也启示我们，任何制度都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那些关键主体的顾虑都应该也必须被考虑并理顺。也许只是一个小的调整，也许只是多向前走半步，结果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我们期望，预警嵌入诊疗系统这一个小小的改变，能让更多侵害儿童的线索浮出水面。当更多之前隐蔽的线索在医院这个关键当口被截获，对这个系统内的医护人员来说，将会是一种莫大的自我激励——“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也将激发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而这种声势，对潜在的危险因素来说，也构成一种威慑。这种威慑的存在，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保护。
我们期待淮安等地这种预警嵌入、一键报告的创新做法得到更广泛的推行。同样期待，借助信息化手段，拓展线索报告渠道，比如就有声音指出，可考虑在宾馆入住登记系统嵌入类似预警，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全面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