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洪兵介绍，作为开放大国，在疫情发生后，我国在溯源这个科学问题上一直秉持科学态度，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合作，为响应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率先主动邀请世卫组织选派国际专家组两次来华合作开展溯源联合研究，在坚持“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共同开展分析研究、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共同发布研究结果”的原则下，成功在武汉完成了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形成的《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SARS-CoV-2新冠溯源研究：中国部分——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到了当时参与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和世卫组织的充分认可。
“在整个第一阶段联合研究过程中，中国向联合专家组提供了当时所掌握的所有溯源相关资料，没有隐瞒任何病例、样本及其检测和分析结果。”沈洪兵说。
此外，在第一阶段联合研究已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上，中国并没有停下新冠病毒溯源的脚步，继续在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与环境乃至实验室检查等方向开展全面的科学调查研究工作。相关进展和结论也已经由中方科学家通过与世卫组织和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SAGO）报告交流，或通过发表文章等方式，与国际科学界和同行进行了分享。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周蕾参与了第一阶段的溯源工作。她介绍，疫情发生后，专家组对武汉早期呼吸道传染病可能、可疑的新冠病毒感染的76000多人的病例资料，都进行了分享和深入的联合分析研究，当时结果得到了专家们的集体认可。
周蕾指出，在第一阶段联合研究过程中，专家组将中国境内2018年至2020年采集的38000多份家禽家畜样本以及41000多份野生动物样本都进行了抗体或者核酸检测，这些结果提示都没有发现新冠病毒阳性。同时，科学家还对华南海鲜市场当时所有动物产品上下游供应链进行了追溯性调查，并没有发现病毒在动物当中传播的证据。
“这些研究结果当时就与世卫组织遴选的国际专家团队进行了分享，大家也都是认可的。”周蕾说。
周蕾表示，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在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过程当中就已经得到了一个结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的可能性是“可能到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通过冷链的引入是“可能”的；通过实验室引入当时的研究判断是“极不可能”的。
沈洪兵指出，后续众多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结果。他认为，将新冠溯源政治化是中国科学界无法容忍的，也是不能被全球科学界所接受的。
“我们奉劝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人士回归科学和公正的立场，不要主动或被迫成为个别国家把新冠溯源政治化的工具。”沈洪兵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