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一段历史，我们需要了解它。另外，中医麻醉有自身的优势。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中医已经在各个领域表现出优势。麻醉方面也一样，已经能找到其在术后防治恶心呕吐等方面的作用的实例。
中医麻醉，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在《尚书·说命》有这样一句话：“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缪。”孟子解释为：若药之攻人，人服之不以瞑眩愦乱，则其疾以不愈也。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和麻醉作用"。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书内记载的药物凡365种，其中不乏如羊踯躅、大麻、乌头、莨菪子等镇痛麻醉的药物。
我们最应该记得的是，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位医学家华佗。
《后汉书·华佗传》中有一段使用麻沸散进行手术的精彩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这段记载，让华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药进行胸腔手术的人。西医麻醉第一个被正式记录用于外科手术发生在19世纪，要远远晚于华佗时代。
尽管“麻沸散”处方已经失传，但从后来的孙思邈的《华陀神医秘传》所记载的“麻沸散”药物组成看，这件事的真实性很高。
孙思邈本人在使用中药麻醉上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其《备急千金要方》第二十五卷中强调了大麻的麻醉功效，当“治腕折骨“损，痛不可忍”时，以大麻根及叶捣汁，饮一升。无生麻，煮干麻汁服”。
宋朝窦材所著《扁鹊心书》中记载了内服麻醉方剂“睡圣散”，此方由山茄花（又名曼陀罗花、洋金花、风茄子）、火麻花（即大麻）共研为末，“ 服此既昏不知痛，亦不伤人”。
元代由于战争频繁，骨伤科疾病出现较多，医学家在此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外伤治疗和麻醉经验。五世名医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主张骨折在手法复位困难时，行切开复位法。在总结前人麻醉经验的基础上，创新了“草乌散”，首次提出把追加使用曼陀罗花的全身麻醉法用于骨科临床治疗，“服后若麻不得，可加曼陀罗花及草乌五钱，用好酒少些与服”。
明代朱棣的《普济方》对当时各种外治伤痛和麻醉的方剂及用法进行了总结，其中有与危亦林的“草乌散”相类似的麻醉药方，特别强调了曼陀罗花的麻醉作用。
清代赵学敏在其著作《串雅内编》中介绍了一种由草乌、川乌、天南星、蟾酥、番木鳖等组成的开刀麻醉药方，不仅如此，还提出了用人参、生甘草、陈皮、半夏、白薇、菖蒲、茯苓组成的复方作为内服麻药的催醒剂，这是催醒方法的又一次发展和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医药工作者为弘扬祖国传统医学，对古代的中药麻醉进行了深入发掘和不断提高。以洋金花为主药的中药汤剂制成针剂并成功应用于临床麻醉，以后又进一步开发研制出新的中药麻醉剂樟柳碱，使古老而神秘的中药麻醉重现光芒。
当前，中医麻醉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有效的、健全的评价体系。作为使用者，可能也很难讲得清楚。但是，我们既然是严谨的学者，就不能轻易否定。
关于中医量化或者评价，我们也完全可以从科研角度拿出数据。比如，设计一个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研究，拿结果证明有效性。至于如何起效，大家也不要去纠结。
西医各种麻醉药确实有明确的受体，但不要忘了，药是确定的，但人是不确定的。即，药物作用的目标（患者）都是个体化的。微观方面，每个人的受体数量以及分布都不同。多个西药共同作用时，理论上可以讲得清楚，但实际作用到人体上时也未必。
未来，我们希望的是，中西医不争，但可以互补。比如，使用西医麻醉药物达到明确的麻醉效果，使用中医消除麻醉药带来的恶心呕吐或者其他副作用。
在中药麻醉方面，可以先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其中，重点也要观察其副作用以及远期不良后果。如果验证了临床效果，又没有副作用，我们为什么不用呢？
一旦真正启用到临床，如果量化难以掌握，完全可以以西医为主，中医药辅助，逐步发掘各自优势。
再者，即使不用，这段历史是需要了解的。即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不能代表其未出现过。当面对其他学科学者或者国外学者，我们完全可以自豪的娓娓道来属于我们自己的麻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