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研讨会由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研究员主持，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研究员开场致辞，并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三位嘉宾作为点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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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伊始，张晓晶围绕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表了心得体会。他指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提法，但“宏观经济治理”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其中，第一个“新”是认识到国家信用的重要性。利用国家信用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最重要的变革之一，与过去我们对信用的理解不一样。那么，国家信用怎么去发挥作用，这就涉及到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央行购买国债正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新动向。第二个“新”是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过去讲一致性评估的时候比较笼统，强调的是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但其实还有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这在之前讲宏观经济治理的时候较少涉及，是一个大的变化。第三个“新”是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为什么加“宏观”，并不是说改变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概念本身的含义，而是更明确地指出是国家大账本。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重点在于优化存量结构调整。这里的存量结构调整，除了各部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结构，还涉及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宏观财富分配结构，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债务结构，中央、地方的债务结构等。这些表面上是局限于资产负债层面，实际上是统摄整个中国经济，而这些方面的存量结构调整也正是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在报告发布环节，CMFA团队成员张策、曹婧以及王庆分别围绕全球宏观金融、中国宏观金融和专题报告三部分内容进行了发布。
张策发布了题为《中长期全球通胀中枢上调和美国降息预期增强并存》的全球宏观金融分析报告。
2024年第二季度，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呈现中长期全球通胀中枢上调和美国降息预期增强并存的特点。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和产业链割裂带来的供给冲击，发达经济体在通胀回落过程中表现为强粘性，中长期的通胀中枢可能上调。6月份美国经济数据走弱，美国经济增长在高利率的约束下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在这一背景下，预计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将更加偏重于经济增长，而非执着于通胀指标，加之欧央行已经在6月份开启降息周期，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升温。此外，二季度全球不确定性仍在加剧，在“大选年”政治更替、地缘政治风险、气候灾害等冲击下，贵金属价格创新高，大宗商品整体高位震荡。全球宏观金融需要警惕两个风险：第一，美国大选年的政策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需要防范来自美国政策的外溢冲击；第二，全球政府债务创纪录，当下经济增速承压、高利率环境和债务高企的情况下，2024大选年更可能产生债务风险。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美元指数在二季度保持强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阶段性承压，预计伴随美联储降息通道的打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企稳回升。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指数保持稳定，随着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有望温和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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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婧发布了题为《经济增长显韧性 社会活力待增强》的中国宏观金融分析报告。
2024年上半年，得益于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和新旧动能平稳转换，中国经济奋力实现5%的中高速增长，展现出较强发展韧性。一是内需结构有所改善，耐用品消费和制造业投资表现亮眼。二是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不断壮大。三是外贸出口量质齐升，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化，机电产品竞争优势明显。受有效需求不足和金融数据“挤水分”影响，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引发信贷依赖度下降，当前货币和信贷指标整体偏弱。我国处于金融周期下行阶段，中央财政适度扩张和政府积极化解风险有助于强化经济韧性。随着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稳步推进，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扩张速度放缓，付息压力有所缓释，重组转型进程加快。房地产市场边际改善，一线城市楼市成交放量，二手房销售和房价改善明显，房企投融资能力有所修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政策重心在于以全面深化改革打通制度性梗阻，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一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理顺央地政府财政关系和债务结构，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二是以短期利率调控走廊和二级市场国债买卖为抓手，加快货币政策框架改革，适应社融增长新常态。三是尽快加大房地产市场救市力度，避免“挤牙膏式”政策放松。
王庆发布了题为《央行买卖国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变革》的专题报告。央行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是促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工具，是当前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上看，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是“东西方金融大分流”乃至“经济大分流”出现的重要原因。国债从近代早期开始就是推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以及连接一国财政和货币的重要纽带。深入考察各国（经济体）央行买卖国债的百年历程，可以得到如下经验：第一，各国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是“常规操作”，但在个别情况下一些国家也曾在一级市场进行操作；第二，各国央行买卖国债的主要目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呈现趋同之势，都从调节市场流动性转向了刺激经济增长，财政味道渐浓。第三，近些年来央行买卖国债的工具箱极大丰富，既有数量型，也有价格型。其中最主要的工具是量化宽松。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躺平”的局面，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国家信用的优势，充分发挥央行买卖国债的国家治理作用。一是要适度提高债务上限，财政多发，央行多买。二是要实施“短期多发（买）长，长期多发（买）短”的策略，构建一个以短期国债为主、长期国债为辅的有活力的国债市场。三是要建立更加高效的国债管理体系：建立专司国债政策的专门机构、进一步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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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研讨环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对报告表达了充分肯定。
他围绕宏观金融研究的三个新范式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一是要突出宏观与金融的关联，根据宏观与金融的互动关系判断宏观金融演进态势。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金融数据到底能够有多大的把握来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如中长期利率的下行到底反映的是宏观基本面的变化，还是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超调行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二是要以存量分析来弥补流量分析的不足。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巨大的存量调整的时代，存量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实并不确定，取决于结构调整的幅度和力度。三是要注重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当前，我们观察到很多宏观的现象，也许是微观基础适应宏观环境而产生的行为模式的变化。它们相互交织，产生相互作用。从新视角和新范式来观察当前的宏观经济，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和内在逻辑也许正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用一些新的方法来观察和分析，这样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宏观所处的阶段和态势，从而能够采取更准确更有效的政策应对。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围绕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与政策应对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黄文涛首席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和加快政策协调。中国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预期转弱的问题。近期居民及企业的储蓄倾向边际上移、储蓄结构定期化，需要后续宏观政策加强预期管理，落实提振收入和有效需求的政策措施。中国经济的第三个问题是房地产下行问题，这对宏观经济、财政和消费等各方面都带来一定影响，需要政策继续加码。
黄文涛首席认为，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政策应对。一是加强政策协调，要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经济举措，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二是向改革要红利，改革还有很大空间，如果把改革措施落实好，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还是相当巨大的。三是加强法治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了重要部署，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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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就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刘晓光教授介绍了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值得关注的十大现象。一是实际GDP保持中高速增长，但名义GDP面临低速增长压力；二是工业生产强劲增长，但服务业生产显著回落；三是出口出现较大程度改善，但是促消费、稳投资仍有压力；四是物价在低位运行中边际改善，但中国宏观经济仍处于经济周期底部；五是短期经济增长仍需改善，但更需关注与长期增长轨道差距扩大问题；六是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改善，但消费者信心和预期持续偏弱制约消费增长；七是企业绩效和经营状况改善，但产能利用率不足制约投资扩张动力；八是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导致政府支出由扩张转向紧缩；九是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调整，给各方面造成较大短期下行压力；十是经济循环速度持续恢复，但社会融资内生性紧缩态势尚未扭转。刘晓光教授认为，上半年中国国民经济循环呈现“消费<投资<服务业工业<出口”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种典型的“内需不足、供给旺盛”的表现。不过，随着宏观经济在实现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修复调整，观察中国经济复苏状况的“五个20%”现象正在发生拐点性变化。首先是，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同比下降20%扭转为正增长3.4%；其次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由同比下降20%跌幅缩小至15%左右；三是，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由20%以上逐步下降至15%以下。目前，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与消费者信心指数缺口仍在20%，这“两个20%”已经成为2024年政策工作的重点，不仅在上半年出台了“全国性的房地产新政”，而且在下半年推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案”。预期在房地产政策调整和新一轮改革激励的作用下，这最后的“两个20%”将分别于2024年下半年和2025年实现明显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