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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谨慎并不是保持不动的意思，因为即便你一动不动，通货膨胀的风险也依旧存在，会让你的资产贬值。因此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华章经管系列书籍中，诸如《投资者的未来》等书籍通过回溯华尔街的成败得失，来总结投资的经验教训。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查尔斯·埃利斯的《长线：资金集团的成功之道》，以“美国三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和全球最大的独立投资研究机构之一”的“资金集团”（Capital Group Company）为例，为投资提供了另一种视角，那就是成功的秘密在于要关注“长线”注重长期，这恐怕也是对当前跟风投机的中国投资者如何谨慎的一个解答。
2企业改革
当然，投资者固然要谨慎，但企业的运作无疑也需要更规范。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推动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并且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也正在完善之中。而如何评价中国的企业改革，也是30年中国改革最值得反思之处。因为30年改革最重要的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经济领域的改革重中之重又是企业改革，除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外，乡镇企业的转型，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家族企业的变革，都是多姿多彩的企业改革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自从科斯在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以来，对于企业产权清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威廉姆森和西德尼·温特主编的《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一书是对科斯“企业的性质”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回顾，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拓展。不过彭罗斯与科斯意见不同。彭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中不断完善“企业成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被概括为：企业是建立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成长则“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从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企业的成长就是不断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过程。认真思考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的意义，不难发现，彭罗斯解释的是什么在决定“边际上的管理费用”，答案是“内部的管理结构”。这正是企业不同于市场之处，“内部”才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利用还“未利用的资源”，同时也限制了企业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利用资源。这为我们重新认识企业提供了另一条道路。
这种思想上的积累有助于从各个层面加深我们对“产权清晰”重要性的理解。事实上，审视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不可忽略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竞争过程中的曲折反复。“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社会责任”“环境友好型企业”等字眼频频钻入我们的眼帘，这不断提醒我们，中国企业在事实上是处于开放经济的条件下，是全球化进程中无法剥离的一部分。而要获得全球竞争力，产权清晰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制度条件。
当然产权清晰是不是意味着私有化，对此存在很大的争议。郎咸平在2004年中质疑“国退民进”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掀起一场“郎风暴”以来，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反思的浪潮席卷而来。而“叫停”“否定论”一时间喧嚣尘上。“国退民进”这一逻辑链条之所以遭遇“郎咸平风波”，是由于原本“国退民进”的前提是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之上，而在中国的现实情景里，民主和法制“双重缺失”，这导致了少数寡头敛聚国有资产放入私人口袋，那么“国退民进确实提高了效率”，这种效率马上就会遭遇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的致命一击：效率是否公平？国企改制后收入分配的结果是否皆大欢喜？
事实远非如此。在魏伯乐等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私有化的局限》中，指出了各种前提条件缺失下私有化的困局。中国也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方案。挑起争端的郎咸平的方案是因噎废食，彻底停止大型国企管理层收购（MBO），以寻找有良知的职业经理人来作为国企改革的新方向。而复旦大学的史正富等人在《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中则从国外NGO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启示，提出国企产权可以多元化社会化，以此来取代民营化。但这两种观点都忽视了现实世界中，法律缺失的条件下，职业经理人和NGO市场上的阴影甚至多于国企改革领域。所以上述两种方案难免给人“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应该重视的或是完善法律框架，切实推进法律的执行效率，并努力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律框架之中，以防“政治大于法”现象一再重演。这是隐藏在国企改制路径背后的真问题了。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不知不觉走过20载春秋，而且“国退民进”的历史，至少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民营经济的活力。民营企业以其对所处具体约束的把握与突破，形成了对哈耶克“自发秩序”思想的绝佳注释。陈凌和曹正汉等在最近出版的《制度与能力：中国民营企业20年成长的解析》一书中，以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制度问题”和“技术问题”为切入点，作出了独到阐释。首先，从制度环境入手，指出制度为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成长路径定了型，这一连串制度包括法律、政策等外在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企业所处的社会、文化氛围、人际关系网络与价值观变迁等内在的非正式制度。其次，从技术问题入手，把企业的组织结构的具体设计及其变化看成是提高管理能力以应对技术创新的挑战。
而民营企业中，有一类特殊的企业，既传承了中国的“家族”传统，又结合了20世纪的现代制度发明“企业”，生长出“家族企业”。早在2005年，李新春、张书军就主编了《家族企业：组织、行为和中国经济》一书，讨论了家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种影响家族企业发展的因素。而仓科敏材的《家族企业》一书则广泛论述了有关家族企业的现状和将来发展的课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比较了日本的家族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家族企业之间有什么差异，这就阐明了未来家族企业存在发展的条件和前景。
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也能构成对《制度与能力》一书的恰当补充。在《制度与能力》中被伟大的熊彼特反复强调的“企业家精神”反而涉及不多。而对于企业家来说，如何带领企业突破原有的制度与能力的限制，并不断在边缘处进行创新，形成对旧有限制的创造性毁灭，正是其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企业家能力的体现。这一点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上）》中倒是有所描述，但其眼界并不如凌志军得《中国的新革命》开阔，吴晓波主要集中在以时间为轴来阐述企业家的命运，而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中则以中关村为例，生动描绘了企业发展的波折艰辛，也刻画了中国改革的部分历史图景。尽管能否称为“新革命”或可商榷，当凌志军的确开启了一种将企业置于整个中国改革进程中来加以审视的叙事手法。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来衡量中国企业的发展史，那么这20多年间中国现代企业还处于襁褓之中，远未成熟。因此需要不断推进对企业的研究，斯蒂文·米德玛编的《科斯经济学》最近刚刚出版中译本，对科斯在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做出了回顾。而除了在学理上需要进一步深入外，在现有案例的研究上恐怕也需要拓展。
3转型模式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股市的发展和企业的成长都日新月异，而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贫富差距却又不断拉大，对于公平的呼声日益强烈。要如何看待贫富差距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生活水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亚当·斯密“体面生活”的现代回应，也是森基于一贯对“贫困与不平等”的研究得出的自然结论。生活水准到底有一些什么标准，其中重要的是周围的人的生活水平将决定你的生活标准是什么，正如斯密所说“邻人的穿着决定你的穿着”。森的拓展在于把能力视角引入到分析中来，认为不管生活水准到底如何，关键是人的能力要拓展。这也是森对《以自由看待发展》，《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等书中思考的延续。
森的研究在中国激起了不少回响，研究中国贫富差距的著作开始出现。蔡昉的《穷人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通过对政策扭曲情况下的全球农业病的反思，来对照中国的“三农问题”。蔡昉认为解决中国穷人的问题，需要未雨绸缪，权衡各种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而在现实制约的条件下，从培育国内市场入手可能是较好的选择。而要大完成这种改革，除了在农业技术上要采用政府诱致性的技术变迁之外，在农业经营方式上应该允许多元化经营。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直为人所诟病，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这种质疑就从未停歇。那么三十年来的改革“以效率换公平”的后果到底如何呢？赵人伟和基斯·格里芬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一书，同样着眼于中国数据的计量与实证，其结论是收入分配上的制度性扭曲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这也为反思改革三十年如何转向更“公平”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不管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扭曲还是股市非理性繁荣，这些经济上的狂飙引发的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有过讨论，斯密晚年担心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礼乐崩坏。这启发了后来的经济学者不断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所在。实际上，当下的中国对于物质利益的无尽追求使得市场竞争丧失了道德基础，甚至如“山西黑砖窑”这样的事件更突破了法律的界限，刺痛了我们的神经。汪丁丁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一书认为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所需要的是一个不断扩展的作为其道德基础的关于产权的共识和信任关系，以及维护这个道德基础的强有力的法律体系。而作为支持个体充分发展的市场，总必须有能够支撑它的道德基础，这让我回想起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尽管《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一书收入的论文跨度长达十多年，但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依旧是适逢其时的警示。
那么中国到底将会如何转型，以化解当前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呢？或者说中国的制度将会如何演化？张旭昆在其巨作《制度演化分析导论》中分析了制度变迁的成因与模式，并对单项制度变迁和制度系统演化做出了区分。这一理论上的抽象，并没有直接对中国的模式转型提出见解，但依然为分析中国模式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林毅夫在其新书《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中旗帜鲜明地认为没有现成模式，“不盲从国外现有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研究乃至了解中国当代经济的必由之路。”
而本力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结合当今一线经济学家的智慧，探究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并展望其可持续的因素，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奇迹将会持续，另外一种则非常悲观，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积聚了一个大泡沫，而是泡沫终究会破灭？那么，中国的危机会以何种形式体现呢？是会重蹈拉美的覆辙，还是走上日本的老路？印度模式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崛起？！》一书重点分析了这三种可能的参照路径。关注拉美的贫富差距问题，关注日本的金融市场泡沫，关注印度的内源性增长，这都有助于中国在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