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哪一种生物，或者多少种生物，是维持地球最低限度生态系统所必需的。
“人类世”的开端不能成为地球的终结
——《倒计时：对地球未来的终极期待》译者序
胡泳
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认为，1610年前后，人类开始主宰地球，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作物和物种在该年发生了不可逆的转移，这种转移又肇始于1492年欧洲人来到美洲，开拓了全球贸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物种转移到新的大洲或大洋，并导致地球的全面调整。
除了物种改变，大气构成也发生显著变化：大气二氧化碳在1610年明显下降，这体现在南极冰芯中。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美洲新大陆向欧洲输送农产品和煤炭的易得性是工业革命的两个关键，工业革命后来又进一步推动全球环境变化的浪潮。地球同步低温时代终结，从此开始了全球性的长期变暖。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和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家尤金·施特默把人类主宰地球的时期称为“人类世”。所谓人类世的意思是，人类自身就是一种地质力量，就像陨星撞击一样可以改变整个地球。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比水、风或者板块的位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还要大。
人类成为这样的力量的结果，是地球的命运产生了“倒计时”。这个比喻是记者艾伦·韦斯曼提出来的，他用调查报道的笔法，写了一部对地球的可持续未来持深刻怀疑态度的力作《倒计时：对地球未来的终极期待》。他旅行20余国家，遍访各路科学家、普通人和政策制定者，询问一个对于地球来说可能是最重要也最难回答的问题：在不致使这个星球倾覆的情况下，地球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口？地球的生态系统要保持多么强劲，才能保障我们的持续生存？我们能明白有哪些物种对人类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吗？我们如何才能设计一个不依靠无止境的增长也能实现真正繁荣的经济？读罢这本呕心沥血之作，相信读者自己会试图寻求答案。
韦斯曼在书中引用过美国生态学家艾里奇夫妇讲过的一个寓言故事，给译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旅客注意到一个机修工正从他将要乘坐的飞机机翼上敲出铆钉。机修工解释说航空公司将因此获得一大笔钱。同时，机修工也向这位震惊的旅客保证，飞机上有上千铆钉，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子了，也没见飞机掉下来。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寓言的重点在于，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究竟敲掉哪一颗铆钉，才会是导致飞机失事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对于乘客而言，哪怕敲掉一颗铆钉都是疯狂的行为。然而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在事关地球命运的大问题上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了：艾里奇夫妇严正指出，在地球这艘大型宇宙船上，人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敲掉一颗颗的“铆钉”：“生态学家并不能预言失去一个物种的结果，正如乘客无法估计飞机失去一颗铆钉会有什么后果一样。”
人口生态学家经常提到“荷兰谬误”（Netherlands Fallacy）：人口密集、填海生存的荷兰拥有极高的生活标准，但并不能由此证明人类可以在基本上非天然的人工环境中健康发展。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荷兰人需要的也是一整套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东西；只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金钱从别处购买那些东西。
换言之，所有“高级”的、“文明”的欧洲人对这个星球的依赖度，其实跟相当原始的菲律宾的渔民或是亚马逊的狩猎/采集者没什么两样。事实上，维持欧洲人高生活水准的资源，来自于遥远的地方，远到欧洲人无法看到。他们使用欧元能够买到所有的进口物品，并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他们忘记了，富国所以能够飞得更高，是因为借助了与其相距遥远的国家的翅膀，而后面这些国家，似乎还拥有足够多的“铆钉”。
然而，如今，这些国家里的人们正在把铆钉更快地敲掉。决定究竟哪一颗铆钉比另一颗更重要，就像是在全球生物系统里玩俄罗斯轮盘大赌博。没有人知道，哪一种生物，或者多少种生物，是维持地球最低限度生态系统所必需的。
在英国科学家提出1610年“人类世”论证之前，1964年曾经被认为是人类开始对地球的地质状况造成持久影响的年份，因为那一年代的核试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放射性沉积物。尽管我们很幸运地还没有被核爆能力根本上地改变地球功能的诸多方面，但我们拥有毁灭地球的能力这一点，早已经毋庸置疑了。
同样在那个年代，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那么远，可以转身拍摄一张有关自己星球的照片。“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比尔·安德斯拍摄了一张地球照片，它从月球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与周围的暗黑空洞相比是如此的鲜活明亮。突然，人类意识到我们的地球原来如此珍贵、如此独特，以至于韦斯曼认为，这张照片点燃了一场大众环境运动。雷切尔·卡尔森在彼时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联合国则宣布了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地球，突然开始占据人类的头脑，仿佛我们从司空见惯中忽然警醒过来一样。
可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究竟把地球倒计时的时针往回拨了几许呢？似乎很多事情指向相反的方向：大气在持续变坏，主要的食品源被置于生物工程项目之中，人口炸弹的引信并未拆除……恐怕就是这些，让韦斯曼在原书的副标题“地球未来最后和最好的希望”的后面，加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把自己生存的星球变成一个大赌局的？我们又能不能够把人类开启的这些全球变化，引向不至于挖掉我们站立的基础的方向？作者的语气急迫、恳切、不乏悲观，然后又怀有深厚的希望。掩卷深思，如果我们不能够具有同一艘船的伙伴意识，那么恐怕无论什么希望最终都会化为乌有。
本书由我的学生、北京大学的数位同学集体翻译，具体分工是：高美——作者序与第一卷；张艺晨——第二卷；车乐格尔——第三卷与后记；赵晓航——第四卷与第五卷，我则做了整体的修订。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杨莉萍教授在翻译上的殷勤帮忙，感谢刘勇军先生的校译。译事辛苦，难以尽述，惟愿读者能喜欢这一本其实跟每个人都切实相关的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