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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配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保存到相册] |
[知远导读]
本文是澳大利亚陆军军官丹•麦克丹尼尔上校在2012年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国防与战略研究中心参加《国防与战略研究》课程时撰写的。本文对印度、美国、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政策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分析各国的外交、军事、经济来判断可能达成一致和分歧的方面，并推断各国的情况和下一步的行动。本文通过对各国的分析结论进行类比和对比，从而最终概括出合作和共存的潜在领域，提出爆发冲突的关键点。最后，为保证该地区安全稳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文章编译如下：
第一章
引言
近十几年来，中国、印度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退日益成为战略评论与分析关注的重点课题。当前，印度人口正在以每年1500万的数目增长，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依据现有的数据，在下一个十年中，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将会超过美国。并且，中国持有美国政府8%的债务。
然而，近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战略重点集中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但中国和印度已经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崛起，2011年，美国总统发表了“美国战略中心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的声明，其中就主要涉及了这一问题。美国、中国和印度都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声明，其目的也都是要从外交、经济、军事方面介入该区域，这也使其成为了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三个国家在该地区存在着合作、共存或是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会对全球安全造成影响，即意味着“亚洲世纪”的到来。
然而，到底什么是该区域未来最主要的威胁呢？这一问题很难预测，但是，将来因为国家边界问题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减少，而在各国经济利益保护和自然资源占用方面可能会出现矛盾冲突。跨国犯罪或非传统安全威胁形势也日益严峻，这些威胁从私人行为、攻击性赛博活动、非法捕鱼活动到人口变化、水资源短缺、潜在传染病以及天气变化产生的影响等等，涵盖了许多方面。
通过本文将得到如下结论：三个国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形成“战略三角”态势，并且产生许多国家性战略交汇点，这就为三者间正式合作协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是，三个国家中任何两个国家单独建立官方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很小。共存关系是可以形成的，但也存在着许多刺激因素，有诱发冲突的可能性。
为了阐明这些观点，本文将首先给出地理边界的定义，并分析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之后，注意对印度、美国、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政策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分析其各自的国家外交、军事、经济来判断可能达成一致和分歧的方面，并推断各国的情况和进一步行动。本文通过对各国的分析结论进行类比和对比，从而最终概括出合作和共存的潜在领域，提出爆发冲突的关键点。最后，为保证该地区安全稳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查尔斯•艾金斯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定义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两者所含盖的整片区域以及沿海的国家。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定义，然而两个大洋的联合区域非常广阔，并且该地区战略上相互作用的复杂性难以估量，这也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印度洋—太平洋区域是指图1中所标绘出的地区，在东西方向上经度值大约为60度到140度之间，向南延伸到南部海洋，向北延伸到对应的国家。划定区域的目的，是要说明这是一个印、中、美三国在利益和行动方面交汇的地缘战略关键地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其它外部因素对该地区所实施的战略影响。
在全球六大海上交通枢纽中，仅印度洋就占有四个，已经成为驱动全世界最大经济体运行的海上高速公路，主要为满足全世界经济发展需求，运输各种能源和资源。印度大约68%的原油、中国大约80%的原油以及美国大约25%的原油是从印度洋地区船运而来的。虽然印度洋自身利益也很重要，但随着冲突不断打破全球平衡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不断增强，印度洋东部与太平洋之间的边界已经无关痛痒。
在上个一百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印度洋已经成为美国海上力量投射的重要区域。与印度洋不同，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环境相对宽松，已成为最不稳定的影响因素。远东太平洋地区有着最大的战略摩擦点—台湾，还包括一些全世界最具争议的领土问题。
作为西太平洋与东印度洋的联合区域——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人口与种族较多，文化、政治体制、宗教、经济发展各有千秋，这也使其日益增长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更加复杂。这一地区已经发展成为资源运输的交通命脉，是当今世界上增速最快的两大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经济体不断发展的根基，同时也是美国宣布其在该区域长期存在的重要地区。
印度GDP已达到4.5万亿美元，其平价购买力在2011年已经超越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三。除了这方面的因素之外，印度在实现强国目标的进程中还需要包括经济力量等多方面的支撑。很多物质方面的要素都可以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家实力，这包括支撑国家外交、军事、经济运转的各种支柱，但是，每个国家为实现其强国目标都必须要有一套持之以恒的实施战略，从历史上来看印度一直都被认为是缺少远见的国家。
第二章
处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印度
“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日益强大，不断滋生的风险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印度在对待国境接壤、意图扩张的中国军方战略的态度上很不明朗，仍旧保持着猜疑和观望态度。”
—印度国防部长，2011-2012年度报告
乔治•帕克维奇认为印度离全球性强国还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印度还不具备影响其他大国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能力。然而，作为长期在南亚称雄的大国能不能将这一优势拓展至全球呢？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的战略考量及政策到底是什么呢？
拉纳辛格•德席尔瓦（Ranasinghe Desilva）指出，印度核心对外政策的目标主要包括成为南亚的强国，迅速发展经济，保护支撑其发展的能源和资源，提升其全球影响力从而获取更多的国际援助与认同。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则是印度提升其战略影响、捍卫其能源资源、对抗其主要威胁的重点区域，因此该地区对印度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起着核心作用。
从战略位置上来看，印度处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之间，其所属的海岛处于马六甲海峡的北部咽喉。印度的青壮年人口已达约十三亿，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本土市场之一，并且印度的经济还在持续增长。尽管存在一些有利条件，印度为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还必须要进行不断的斗争。
印度外交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印度的外交经历了重要的变革并且已经成熟。冷战时期，印度与苏联建立联盟使其成为核国家，当前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萌芽状态，并且与其周边国家间正处于关系变化期，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源自于印度新的“看东方”政策。还有迹象表明，印度在边境安全方面的外交政策正在超越以前的范畴，特别是在与中国接壤的东北边境和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西北边境两个方面。这一点可以从印度与东南亚发展合作关系、从印度与其传统对手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日益成熟的外交策略、从印度与其新伙伴—美国间的关系三个方面看出端倪。
阿肖克•卡普尔认为1998年印度核能力的生成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在外交方面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方式。他在文中主张，这意味着印度的发展环境不可能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在其边境问题上所谓的不结盟、和平、地区主义和内部安全是不可能的。基于发展自身核能力的需求，印度开始着手控制其国家发展规划以及合并其国家实力要素。因此，印度与美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对巴基斯坦采取“强制外交”政策，并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巴基斯坦在经济、军事特别是核能力方面的援助进行积极的回应。
中国
印度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曾由于其边境问题而高度紧张，特别是西藏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以及中巴联盟所缔造的一个核武化的巴基斯坦。印度与中国在其北部边境上的地区性争端仍未解决，这要追溯到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的边境战争。印度对中国所持有的猜疑和不信任态度就源自于这次边境冲突，印度至今还视这次冲突为一次耻辱的失败。
近些年间，外交合作关系方面的不断紧张已经成为这两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核心问题，这包括两国对资源的竞争、对地区影响力的夺控以及印度自身对于中国军事、经济、外交不断发展所产生的恐慌。另外，中国还利用外交手段在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向印度施压，这表现在许多国际论坛或峰会之中，包括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核供应国集团（NSG）、亚洲发展银行（ADB），还有印度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争取永久席位的问题。
当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日益重要，近期中印之间由于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所引发的关系紧张就是一个例证。这项工程计划改变西藏地区主要干流的流动方向，以此来灌溉中国北部的农田，但是这些干流都是印度和孟加拉国赖以生存的水源。本杰明•戈德史密斯认为，中印两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是阻止两者之间爆发“争水战争”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水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需求，中国对印度渴望新鲜水源诉求的干预仍将是关系紧张并爆发冲突的导火索。
不考虑两国间关系紧张的因素，印度与中国共享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将其作为指导对外策略的基本遵循。这里面主要包括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平等、互相尊重对方利益、和平共处等几个方面，这一外交理念成为冷战后取代结盟体系的国家制衡措施，它也代表着主流的经济和政治理念。冷战期间印度就对外宣布要贯彻和平共处原则，并且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直到它宣布拥有核能力之时，而后五项基本原则仅仅变成了一种战略指导理念。
美国
印度崛起后最明显的外交特点是印美外交关系的发展。莫汉•马立克认为，美国向印度“倾斜”的目的是要制衡中国的崛起，同时停滞日本的发展，进而实现该地区比较稳固的实力平衡。这其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印度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关系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冷战关系非常相似。然而，印度作为一个繁荣富强并且历史上非常强大的民主国家，是美国天然的地区性合作伙伴。对美国而言，与印度建立友好关系非常便捷有利，一方面满足了印度的国家诉求，另一方面非常契合印度的“瞭望东方”政策，使得“警惕中国”的国家达成了同盟。
印美关系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始终保持着军事上的高度透明，并且二者之间日益发展的海上关系也适应了印度的需求，使印度在该地区外交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印度致力于能够从美国先进的经济和技术知识中获益，也希望能够借力于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特别是要实现印度能够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据永久席位的目标。
结论
中印之间除了在保证经济繁荣增长的金融方面有互动行为之外，二者之间在外交方面可能达成合作的共同点很少。中印可能爆发的最大外交冲突来自于两国陆地边境的问题，这一点上联合国持反对意见，并且中国也一直在试图阻止印度在全球外交影响方面所作的努力。如果印度想从该地区至马来半岛以东的区域内产生更大的外交影响力，所需做的工作难度更大，但是印度已经在一些战略文件中表达出了这个意愿，指出该地区是其海上作战力量自由活动的关键区域，直接关系着印度的主要利益和地区影响力。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的战略通道，也是印度主要利益关切的重点区域，这也说明南中国海地区将会成为印度海上作战行动和战略利益实施的关键地区。中国在马来半岛以西地区所采取的“珍珠链”行动，已经引起了印度的愤慨，也是印度坚信其必须要牢牢控制主导该地区的权力。
印度与美国在外交关系方面有许多契合点，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尽管印度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印度的核能力使其成为吸引美国的重要伙伴，这也是因为美国觉得合作的方式要比外交孤立的方式更易控制印度。影响印美关系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美国对印度犹豫不决的态度，任何在印度外交思想或行为上发生的剧烈变化都不会对此产生多大作用。这一新型的美国支持方式在印度军事力量加速发展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印军的深蓝海军作战能力，已经成为对抗中国地区性海洋力量的重要支撑。
印度武装力量
前面章节中讨论了印度的和平共存政策、优先发展国内政策、边境遏制传统敌人政策以及对国家大战略指导的缺乏，这其中有一点是众人皆知的，即印度军事能力的发展运用与其整体国家战略目标是不相称的。
印度常常夸耀其各军种的规模最为庞大，是全世界第四大军事力量，排名在美国和中国之后。然而兵力规模并不能等同于作战能力，印度2012-13财年国防预算约为GDP的1.9%，比2011-12财年增长了17%，但是印军缺乏远程作战能力，作战装备过期冗余的现象非常严重，装备采购过程效率很低，每年都会出现数亿美元的浪费，例如2009年的11亿美元。
印度陆军占据国防预算的50%，这反映出其边境安全的重心是印度中东部的毛派反动活动。海军和空军在国防预算中各占19%和25%，但是海军的预算也在逐年增长，这凸显出强悍远程的海军作战能力对印度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印度已经在亚丁湾反海盗护航行动中运用了日益强大的海军，并且与美国、中国及其它主要大国进行了合作。这足以表明印度希望参与解决非传统安全领域内各种问题的意愿，并且这种合作方式为印度与美国、中国及其它地区性大国进行合作提供了蓝本，从而更加有利于印度—太平洋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的解决。
如果印度要增强地区领导力和军事实力，那么拥有一支日益增强的海军力量将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中国海上珍珠链战略背景之下，印度洋沿海地区直至巴基斯坦都遍布着中国的能源基地。印度对中国的“珍珠链”战略深感忧虑，如图2所示，印度认为该战略是中国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削弱印度的崛起目标，印度视之为在该地区威胁其海上安全的最大因素之一。无论是从国内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行为始终抱有深深的猜忌，印度将这些统称为其面临的“战略影响环境”。
印度的核能力也是其影响力和自信力的重要支撑。印度宣称其核能力是对中国崛起的回应，其核武能力的建设目标是对抗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同时美国也利用这一点与印度走得更近。当然，印度对中方遏制威胁方面更为强硬的回击同样也会引起北京方面进一步的动作。
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联合军演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印度的头号对手是中国。印度已经与美国在中印边境附近举行过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其中一些是在颇具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也还有在马六甲海峡北部地区举行的情报共享和海上演习。在马六甲海峡海上商业运输线附近地区进行的联合海军演习就是针对中国核心利益而开展的；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受到印度、美国的联合遏制。印度与美国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日益发展，这充分表明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地缘战略问题，中国必须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事态的发展。
印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其传统的陆地边界，并且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印度正在大力发展能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实施的远洋海上作战能力。同时，中国也在发展其远洋作战能力，并且印度—太平洋海域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合作或冲突爆发的主要地区，在该地区的战略巨头们必将会产生竞争。
印度的军事实力是其整个国家实力的一个缩影；印度拥有大量的资金和全球影响力，但是其战略上的低效将会削弱其执行力，从而达不到其战略预期高度。尽管如此，印度的经济仍然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印度的经济
印度的经济增长迅猛，令人赞叹。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印度就开始发展其经济贸易，从2000年到2010年，印度国家平价购买力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159%和122%。许多分析家预测，到2050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GDP）将会达到或者超过美国。但是，印度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当前印度是全球第12大经济体，但是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大国之中排名最低，这使印度很难得到盈余来增强国家实力。
经济增长对印度的国内市场有着极端重要的影响，截至2016年，印度的中产阶级预计达到其人口的60%，约为2,6700万人。印度的发展非常依赖国内市场的规模，例如，印度国家铁路系统的员工数量世界排名第8位，约有140万编制员工。
印度的经济要落后于中国，这是因为其经济发展的觉醒时间要晚二十年。但是，印度也一直在通过拓展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来努力迎头赶上。2009年，印度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签署了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促成了亚洲经济贸易联盟的建立。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印度依然落后于中国和美国，在地区安全问题方面印度还是落后于美国。但是，由于印度有着光辉历史，印度人一直都有着必胜的信心。
印度和中国是互利的双边贸易伙伴。1994年，印度就成为了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3年，中国成为印度在东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在两国的其他大多数地区，印度和中国经济之间的竞争性要大于互补性。两个国家都要从北亚、非洲和澳洲来寻找资源，同时两个国家都盯上了对方的国内市场。印度担心中国通过进口印度的国家能源、出口成型的商品来削减本国的制造业，同时印度也会给中国贸易制造障碍。印度还通过在东南亚市场上限制其贸易关系拓展来防止中国超过它的传统优势产业，例如信息技术产业。
印度承认，对于国家实力发展而言，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最为重要的保障。虽然在这一点上表现很好，但印度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忌恨态度，并且始终认为经济的发展之后就是军事实力的增强。
结论
印度从历史上就一直缺乏清晰的外交战略以及与之匹配的国家大战略。它也曾有过不切实际的和平世界观点，并且对其位置的相对重要性认识也不够清楚。当这些外交方面的和平性举措支撑其全球理念时，距离印度较近的邻国将其视为专横，而其他一些大国，如中国、美国却一直以来都认为印度在外交上具有犹豫不决、不成熟、易冲动的特点。
从外交关系上来看，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可能较多，使得两个国家之间如果达不成合作关系，至少也是共存关系。当然，印度在核武器能力、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和太空能力方面的独立发展也是决定其地缘战略关系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其能否从普通国家发展为大国强国的重要因素。
虽然共同遵循着和平共处原则，中国却给印度带来了一系列的国家性问题。两国之间几乎在国家实力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竞争，并且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比如新鲜水源的问题。中印之间传统上存在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陆地边境争端、冷战时期关系、核能力、自然资源争夺、国家实力预期和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等等。还有另外一种观点，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历史、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战略文化都代表着一种更为基础性的利益上的冲突，对两个国家实现共存的最大障碍显而易见，即两个国家都期望能够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大陆和同样的海上实现同样的目标。布鲁斯特在文章中还建议到，印度其实还有许多战略选择，包括发展与东南亚各国更深层次的安全合作关系、向南中国海增加军力来对抗中国向印度洋地区的扩张、深化发展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
当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同时印度期待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达成战略目标的时候，美国高调宣布其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美国战略中心从中东地区向该地区的转移反映着美国政府的战略关切，即美国要在亚洲世纪来临之际维持其构建的全球秩序。
第三章 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美国
“当我们经历了两次战争的洗礼，付出了大量的鲜血和财富之后，美国正在将注意力转移到广袤的亚洲太平洋地区……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美国的全部都在这个区域。”
巴拉克•奥巴马，美国总统，2011年11月17日
前言
从二战之后崛起的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且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且冷战结束之后就成为了全球霸主。美国与印度对其传统所持的微妙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一直在强有力地鼓吹“美国例外论”的观点，并且始终认为它是能够综合运用本国“软”“硬”实力达成国家目标的典范。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活动极其活跃，然而美在该地区所参与的两次战争都对美国国力带来了很大的消耗。两次战争中所产生的国力支出消耗了不少美国国家储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这也导致美国在如此困难的经济背景之下不得不提高其国外债务最高上限，其数额已增至16.2万亿美元才避免出现债务违约。2011年，美国总统对外宣布其战略重心要向太平洋转移，这意味着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受到了亚洲地区重要国家的挑战。自重返亚洲战略提出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活动更加频繁，并且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也日趋活跃，美国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维持其霸主地位。
美国外交
美国外交是在美国国家大战略指导之下运行的，一直以来，其基本思想都体现在每位总统的“处理世界事务的国家性措施”信条之中。奥巴马总统信条的主要思想体现为重返亚太战略，其主要目的是在该地区维持美国的战略霸权地位。其中，“重返”一词意味着美国外交与军事活动的重心要从中东地区向亚洲地区重新聚焦，以此来保证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存在，突出美国外交政策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
在奥巴马总统信条的指导之下，美国正在从单边霸权主义向多边主义转型，特别是注重增强之前在该地区所构建的互信网络、协议及盟友关系。近期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对印度和越南进行了访问，这也体现出美国在增强或者复兴那些前期盟友关系方面所作的持续努力，以此来配合其国家战略。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概括了美国的战略重心，即美国及其盟国公民的安全、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以及美国主导下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秩序。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未来国际发展战略目标（FDI）是：阻止伊朗或中国威胁到美国利益；阻止极端组织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利用其外交关系网络来提升影响力，并实现军事及贸易方面的合作；保证对自然资源和市场的自由进入，保证海底通信主电缆线和海上咽喉地带的安全。未来国际发展评估报告（FDI）还指出，针对该地区的政策从属于美国战略，比如军事方面的政策，都是在国家总体目标指导下的，即“……保证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家总体目标的中心是要在各种可能和不可能的情况下保持现行的国际秩序，保证一套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运行机制，这也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战略三角中将印度选取为必要支点的原因所在。
印度
美国与印度之间的邦交关系非常典型，这是美国依据自身利益迅速调整外交部署的能力体现。一位前冷战分析人员指出，美国曾采取制裁措施来限制印度的核能力发展，但是后来又修改法令允许印度共享民用核原料和技术，其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并限制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核关系。
美国在核技术方面对印度的支持力度是颇具指向意义的。尽管印度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且全球仅有四个国家拒绝签署该条约，美国却能够成功游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给予印度核技术交易特权，使其能够在印度防卫与核供应组织协议之下进行技术交换。虽然美国可能会对印度行政机构弊端和外交的犹豫不决感到失望，但美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印度将来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实力，也能够看清印度潜力巨大且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内市场，这一市场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美国愿意给予印度的支援程度尚不明朗。美国可能并不愿意在印度与巴基斯坦或中国发生冲突时来百分之百的满足印度的需求，虽然这两个国家是美国最有可能的对手。同样地，作为不结盟国家的印度，也不希望与美国的关系变为亲密的盟友，这可能会导致其周边关系复杂化，也可能会破坏印度在地区安全秩序方面的意愿。
中国
根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在维持地区秩序中的地位及所作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意欲阻止中国的发展或在冷战模式下控制中国。相反的是，正是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才使得中国能够进入现行世界秩序之中，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与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2009年3月，希拉里•克林顿与澳大利亚总理凯文•鲁迪进行了秘密磋商，从中就能够看出美国对于崛起中的中国的态度。在之后解密的外交备忘录中，希拉里概括了美国乐见一个“……成功的中国……”的期望，但与此同时中国在该地区的全球性经济活动、自由市场和人权方面也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这是一次两个亲密盟友之间的秘密磋商，其基本观点能够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也反映了美国在对外政策和内部事务方面所作的调整。
美国和中国都十分清楚彼此特定的外交“红线”，例如台湾和西藏问题，双方都不愿意在这些地区给对方施压；至少在下一个十年期间，双方都会搁置这些争议，以此来维持两国都希望的共存平衡状态。随着中国的外交活动越来越强硬，中国还未明确声明南海的广阔地区事关其国家核心利益，因此现在还无法判断南海问题能否成为中国与美国或印度之间爆发冲突争端的因素。然而，近期印度开始着手对南中国海进行开发，这一活动加剧了中印在该地区发生摩擦的可能性。
除了这些传统的争端分歧之外，总还是存在发生“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例如近期发生的盲人激进分子陈光诚事件，就触动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或者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平衡。但如果在印美之间日益良好的关系和广泛的共同地区利益的背景之下，这种类似的事件就不可能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
美国有着十分明确的国家战略，但与此同时美国也极为看重本国的利益和地位，这种国家自大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处理各种事件的潜在弱点。在快速发展变化的全球大环境之中，美国改变环境的能力和意愿是当前最关键的力量。但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外交挑战能够降低其优越地位，并且由本国政治力量驱使的各种活动也会加剧裂痕。印度和中国的崛起一直都在检验着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并且美国军方的姿态也表明，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已经准备好要运用其国家实力的全部手段来强化美国在地区秩序中的战略地位。
美国武装力量
美国国防部拥有320万军队，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军队，正是依靠这支军队保障着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能够与美军匹敌的是世界第二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约230万军队。
一直以来，美国很善于运用其军事力量来彰显美国的国家实力和行动能力。例如，1996年，中国的导弹发射台对准了台湾方向，之后美国人很快就派遣了一支舰队驶向台湾地区。当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如若低估了美国的实力和美国军事应急行动能力，那必将会在军事上或者战略上陷入被动，虽然美国也会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亨利•基辛格指出，美国乃至于西方国家都有一种偏见性的行为，这种行为针对的就是与美国传统国家精神或军事理念不一致的国家，这些国家可能是发展中国家，也可能是发达国家。当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彰显其国家实力的时候，美国就已经遇到了战略决策上的两难选择。美国一方面要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但另一方面还在计划调整其当前海军力量的部署，如图3所示，在2020年之前，太平洋地区要达到60%，大西洋地区则为40%。平衡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美国也必须要慎之又慎。正如约瑟夫•奈伊在文中所讲，“……对抗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这位对手”。
从传统历史来看，美军一直被认为是印度—太平洋地区海事活动自由的捍卫者。当然，有一些亚洲国家很乐见当前的现状，但对中国而言，在美国围堵政策的压力之下，中国不可能会愿意将保护印度—太平洋地区能源供给通道的任务外包给美国。这也说明，中国还不具备可以与美国匹敌的远程“蓝海”作战力量，所以，在下一个十年期间，美国第七舰队仍将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上主宰力量。海洋控制能力对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图3和图4展现出了美国的指挥控制体系、美国对各地区的控制力和全球霸主地位。图4中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早在美军参加二战之前就已经在亚太地区发挥着作用。
分散配置是美国全球军事力量部署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能够保证美国各战区司令部行使部分自主权，并且，美国军方鼓励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领导权，这也能够支持国家外交事务，从而拓展美国的全球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司令威拉德上将在一份国会简报中指出，与盟友间密切关系的保持、合法性的维护和军事快速震慑能力的展现将会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它能够实现成立之初所宣称的“和平崛起”。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已经认识到了日渐增多的国债所产生的风险，以及中国、印度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然而，在该战略中并没有提及印度，单单点出了中国，特别是点出了由以下几个方面所带来的挑战，即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拓展可能会产生的摩擦点、导弹技术的发展、台湾问题、太空和网络领域的竞争问题、以及中国对周边海域地区主权不断增多的声明等。
还有一些人建议指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与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之间缺乏一致性，因为美国官方管理层所透露出的信息是美国欢迎一个和平发展并崛起的中国。美国的政治\军事体系是高度统一的，并且美国一直对外宣称欢迎一个和平的中国，但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方面也做好了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准备。这一点可能会导致矛盾的产生，并且使中国对于美国意图的猜忌更为加深。这种猜忌进而会导致两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备竞赛，以及出现一些争议性地区成为摩擦点，比如马六甲海峡地区或者南中国海地区。
尽管如此，美国军方仍然表达出要与中国保持密切军事联系的意愿，以及军事透明在这些争议地区避免误解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特别重要的是，美方列举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双方安全合作的契机，特别是在打击海盗、抑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增长、灾难救援、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持韩朝半岛的安全稳定等几个方面。
为达成地区影响力和控制力，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长期派有驻军，这就使得美军成为美国国家实力拓展的践行者和强有力的支撑。美国要实现支持印度“成为21世纪强国”的目的，美国海军是达成目标的核心军事要素，并且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还要展现出更为牢固的美印合作伙伴关系。相反的是，对中国而言，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指出，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太空和网络战能力以及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行为确实是潜在的摩擦点。
在共同利益问题上，美国军方可能会与中国、印度进行合作，特别是在打击海盗、抑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增长、打击恐怖主义、打击走私犯罪和保证海底通信主线安全等方面。海上合作实践活动可能很难展开，但是，发展此类合作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并增进互信，这同样对于管理摩擦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可能还有利于增进美中双方的战略互动。
美国经济
与美国的其它国家实力要素相同的是，在19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美国经济成为了全球商业的中心，并且自二战之后美国很显然一直处于引领地位。诚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高失业率、政治僵局以及近期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相继倒闭都削弱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2011年，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级降至“AA+”级，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级主权信用评级。
二战之后，美国一直都是全世界经济的龙头，也是许多全球性经济机构总部所在地，其中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金融基金（IMF）、世界银行（WB）等。通过这些国家机构和自身的经济实力，大部分全球经济运行规则都由美国制定。
不管是否有理有据，美国曾经批评中国缺乏责任感并且不按规则行事，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全球性经济体，却不能够发展其智力财富，并且还在保护其国内产业和虚拟货币交易。如果假定中国已经将自身视为一个觉醒的全球性大国，那么它可能就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责任从美国的角度来改写一部分经济运行规则。并且不仅如此，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对国外豪强干预本国经济贸易的行为相当敏感，要知道，在20世纪早期，贸易曾经就是豪强侵占中国贸易港口的催化剂。
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不管是在外交手段达成或者外交努力失败的情况下，美国都一直在不断地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贸易地位，使之成为其国际影响战略的一个要素。美国还通过结盟的方式将这些限制规则强力推行了下去，例如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行动，但美国的这些活动都是单边性质的，都是基于美国单独一方的安全需求考虑的，再例如反对古巴的活动。2011年10月，出于对中国反竞争活动的不满，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针对中国的人民币制裁法令，其中主要是货币操纵问题。这些做法引起了美国商业界的反对，问题重点在于由于政治的参与，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美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并获益的活动将会越来越困难。然而，就在美国众议院也不同意制裁法令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仍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了七项专门针对中国的不平等贸易控诉。
通过美国这些针对中国的试探性制裁活动能够看出经济的影响力，说明美国当前艰难的经济形势也给其对外政策带来了压力。在当前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之下，美国企业要想在艰难时期赚取经济效益，就非常需要中美两国之间建立积极良好的政治关系。一个稳定而富有生机的中国对美国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经常反复再三地引用这样一个问题表达对中国的无奈，“你能如何强硬地对待自己的债主（借钱给你的）呢？”这也反映出美国当前所处的两难境地，特别反映出美国对经济尤其是对中国方面的操控能力出现了下降。
中国和印度经济体的持续繁荣能够造福全球，这些国家间的任一冲突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在全球以及欧元区出现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美、印、中三国之间任何两方发生了较严重的摩擦，都将会对国家和地区经济产生极大的损耗，正如《孙子兵法》中指出，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中美之间由于贸易保护、交易及经济分歧而发生摩擦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核心受到严重威胁，这种可能性就很大了。这些摩擦一旦发生，将会造成国家经济的大幅滑坡，对中、印、美三国而言，在经济分歧出现并导致冲突发生之前，进行磋商并寻求解决方案才是至关重要的。
互相竞争的国家之间在实际贸易活动中出现分歧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经济方面美国与中国、印度是不可能共存的。美国经济复苏依赖于中印两大市场的持续繁荣，所以即使是在最为苛刻的环境条件之下，避免冲突仍是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
结论
虽然美国主宰着当前国家实力中的大部分支柱，但是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受到中东战争的冲击考验，都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金，也使美国国内失去了与它国制造冲突的兴趣。
尽管如此，美国的对外政策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以及美国在地区联盟合作方面所作的努力，都说明美国在一步步走向中国的对立面。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面，其最大最显著的变化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与印度之间关系的变化，从前期冷战期间的敌对关系变为现在的盟友关系。虽然美国对于印度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的犹豫不决感到很失望，但美国能够认同印度崛起的动力以及印度对于中国发展的关切。如果中国与印度之间发生冲突，将会使美国的处境十分难堪，美国不得不调解两个竞争性地区核大国间的关系，或者选择一个作为美国的核安全伙伴，选择另一个作为其核安全对手。
当前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美两国都在致力于控制双方关切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已经拖了几十年的台湾问题。尽管双方对彼此都抱有猜忌的态度，但两个国家也都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关切，例如海盗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这些共同点就能够形成双方共存关系的基础。未来的不确定性将使透明问题变得日益重要，双方的透明将有助于避免由于猜忌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
第四章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中国
“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正在酝酿深刻调整，相关大国增加战略投入。美国正在加强其地区军事联盟，并提高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参与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国防白皮书，132页
前言
中国近些年一直在实施制度约束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是在自发性与强制性规则下运行的。近三十年运行的体制是在汲取“百年耻辱”教训之后产生的，主要涵盖经济发展、外交政策调整和民主集中制等几个方面。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思想文化出口国，中国在近些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其成为了一个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国家。在过去，中国自称为皇天后土下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也代表着彼时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近些年来，中国与西方民主思想成功结合缔造了共产主义制度，使其成为引领中国未来的重要思想。
对中国而言，印度—太平洋地区同样对其资源供给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也将其视为国家影响范围内的关键地区。与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相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同样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中国对中东地区有着国家性资源需求，与此同时，保护好中国与中东之间海上交通运输线的安全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仍然极为重要。基于此，产生了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利益，使其必须要与其他大国建立关系，例如印度、美国以及东盟国家等。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有利益诉求，在亚洲世纪，这一点对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稳定都会产生影响。
中国外交
在世界性事务中，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外交策略的转型，其目的是要展现出和平友好的大国形象，而不是一个权威挑战者。在处理地区性事务时，中国也认为国际机构运行和多边主义是必要的，这一点从中国参与主导双边外交事务的活动中就能够体现出来。即便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与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将决定该地区的平衡稳定。
印度
中国与印度之间外交关系的典型特征体现在冲突方面，即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中国对印度传统敌国—巴基斯坦的支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改善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并且两国的繁荣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态势。某些战略分析家坚持认为，地理问题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制约性因素，两国对待地理问题的态度也越来越谨慎，并且专横而“现实”的美国也认为中国是这一问题中的不稳定因素。在解决两国边境问题上，地理因素是必须要考虑和解决的制约性因素，并且，印度也十分关注中国的“珍珠链战略”，这一战略在印度洋前沿开辟了一道新的海上边境线。虽然中国一直在声明“珍珠链”上的补给基地都用于工业和商业，而并不是对印度的遏制，但是印度却认为战时这些基地能够很快转为军用，并且这对未来印度海军的介入能力和地区影响力都会产生很大的威胁。中国实施了一项明智的外交策略，这也使印度感到不安和慌乱，中印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竞争也会日趋白热化。中国和印度一直在致力于改善两国长期动荡的外交关系，但毫无疑问，中国最关注的是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美国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变得日益紧张，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之后，中国开始缓和其反美的外交政策。这一“黑天鹅”性的恐怖事件也使中国惊醒，使其必须要面对本国在新疆的伊斯兰恐怖威胁，从这一点来看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点。为实现高效发展，中国必须要分散权力，但这一点对于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政治体制而言，必然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由于分权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度，这其中也包括各种不满现实的演讲和公共表达活动等等，这些活动在当今中国已经比较常见。中国外交政策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倔强的，许多的共产党官员、商人、市民甚至是人民解放军（PLA）的退役人员都曾公开评论过中共当局的这一做法。中国正在试图改变既定的战略，并一直在谨慎的摸索前行。中国外交战略主要包括睦邻友好政策、和平崛起政策、参与全球机制秩序政策，但是，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作用都意味着会出现变化，中国终将厌倦遵守这些所谓的规则，终将试图制定符合本国意愿的国际规则。某些中国人认为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遵循国际规则，还有些人认为中国应更为强悍地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特别是台湾、西藏地区的领土争端以及南中国海的国家利益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中国与美国的直接竞争，并且美国是世界上许多主要机构背后的规则制定者。因此，如若中国对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南中国海问题采取强硬政策，都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这些反应可能体现在外交方面，但如果涉及台湾和南中国海方面的安全问题，都可能会出现军方的动作。
北京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认为，尽管缺少一套整体性策略文档来概括中国国家战略，但总体上该战略主要基于维护中国共产党主导地位、维护领土完整和统一、维护持续的经济和国内发展等几个方面。某个未来发展国际研讨会也赞同这一评估观点，但是中国政府还必须要面对许多新出现的国内核心问题，例如老龄化人口、自然资源和就业平衡、通货膨胀和财富分配公平。不仅如此，该国际研讨会（FDI）还评估得出，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目标主要包括建立区域性外交关系网络、阻止印度和美国干涉中国战略目的实现、保障在陆地及海上对市场和供应的获取。
中国缺少的是美国的深度信赖和合作，以及美国和印度之间有的地区性互信机制。虽然中国在外交方面一直在努力改善这种状况，但其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为无助于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例如外界评论就认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行为可能意味着“……未来一个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中国可能会扮演的角色”。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都期盼中国的经济接触，但都担心中国外交和军事的主导地位。强硬的中国式行为加剧了这些国家的担忧，并且还有可能迫使东南亚国家去寻求印度甚至美国的介入，特别是在外交、经济以及军事方面介入印度—太平洋地区，以此来对抗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外交政策目标表明，台湾、西藏及其他威胁领土完整的问题仍将是国家红线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都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中国还没有将南中国海问题明确宣布为国家核心利益问题，并且主要是还没有明确中国在该地区的保护范围，当前南海问题正在中国、日本、东盟之间进行磋商，当然美国肯定会介入问题解决的过程。
为了回应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强硬行为的质疑，2010年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的评论就很具有指导性。他断言，由于规模和实力的差异，该地区的小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南海的行动，这体现了“强权即真理”理念，也反映出中国军事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附属品。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和供应保证的需求，对中国采取降低资源的行为将很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国家性响应行动。如果中国与某个国家或非国家个体产生冲突，那就会威胁到印度—太平洋地区海上交通线的完整性。这就给印度和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两国与中国达成海上交通线完整性保护协定，从而增加事务透明度，缓解中国控制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武装力量
历史上中国在国家利益和军事力量方面都没有过远征的意图，中国更擅长文化上而并非在地理利益上吸引其他国家。传统的中国军队一直是保护国家利益的保底手段，通常在一些礼貌性、迷惑性的外交手段不能奏效之后才会使用。中国一直受儒家思想所影响，提倡建立联盟以削弱对手，击败对手可以通过迂回、欺诈、外交合围等方式来实施，并且这些方式都比正面冲突效果要好。对中国而言，一些对手屈服后所带来的胜利反而产生其它的消耗，中国常常要为对手“挽回颜面”而做出一些形式的让步。那么，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军事运用方式就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缘政治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处于现代化改革进程之中，这其中包括由追求军队数量向追求军队质量的转移，包括“信息化”等，将中国军队数量从1990年的300万裁减到2012年的230万，同时大幅提升了国防预算。据估计，中国的军费开支已经从2000年的30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600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还远不如美国，但已大幅超过了印度。
虽然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军队数量和世界第二的军事开支，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真正同相称的对手进行过作战能力的检验，并且有评估指出，解放军缺乏战斗中指挥、控制和联合作战的理念，而这些都是在战斗中打击对手所必需的，特别是在面临劲敌的时候。虽然人民解放军已经派出了海军舰队赴亚丁湾执行国际反海盗特遣任务，但其海军缺乏远洋海战能力的缺点也很明显，这一点将很难阻止美军破坏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利益，如图5所示。
从作战能力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法与美军匹敌的，但却可以和印度军队一较高下，印军正处于其现代化进程之中，并且与人民解放军相比，印军在一些领域还比较落后。中国军队已经装备或者即将配备现代战争所必需的大部分要素，例如无人机、网络作战能力、导弹与海军作战能力等，将这些要素联合到一起最终实现真正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从而冲出第二岛链，诚然，当前的中国还无法实现这一能力，但在40年左右时间内是有望达成的。中国非常清楚经济的不断发展是国内稳定的重要支柱，也是其领导全球事务意愿实现的主要支撑。这其中，对能源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海上远程作战能力是提供保护的关键，是中国冲出第二岛链、伸向印度洋的关键。
中国的国防政策与其国家政策一脉相承，都是奉行着和平崛起、睦邻友好的对外理念，但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国内的活动却更加不受约束，有着可能背离中共指挥的潜在风险。这也是人民解放军从数量建军向质量建军改革的原因所在。质量建军意味着更强的联合作战能力、更高效的指挥控制体系、更灵活的作战系统和更快捷的决策流程。这也说明委托授权式的决策制定虽然并不是当前中国军队的一个普遍特色，但中国军方仍需努力去控制。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能够保证中国军力的透明，还能够保证使一些意外事件避免快速升级为国家层面的冲突。
此外，美国以及一些地区性大国都要求中国能够运用其国家实力来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军之间没有缔结正式的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合作关系，双方主动增强透明度的机会就会减少，比如亚丁湾打击海盗行动中印、美、中三方的合作机会。海盗问题是马六甲海峡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将来海上战略交通要塞极端重要的大背景之下，这些要塞已经成为中、美、印战略三角的地理交汇点，那么亚丁湾合作护航行动就将会成为增强透明与互信的主要机遇。
中国军队正处于全面军事建设阶段，但中国也十分清楚一旦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发生军事摩擦，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为保障其国内持续发展，中国必须要保护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捍卫其通向中东的海上战略交通线。中国经济发展十分依赖其海上贸易航线，并且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维持国内稳定和世界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经济
当前许多关于中国评论的焦点都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更精确的说法应当将其描述为经济的复苏。自十九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就是全球经济的龙头，但十八世纪之间的许多时间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的GDP已经达到11.3万亿美元，并且这一数字正在快速的接近美国GDP的15.4万亿美元，随后的是印度的4.5万亿。然而，通过对比人口总数和人均GDP能够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区别，人均GDP是一个国家中产阶级富裕程度以及国家“舒适度”的关键指标。如果采用这种衡量方法，美国因其人口较少而遥遥领先，中国人均GDP是5430美元，与美国的48442美元和印度的1489美元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件需要关注的大事，这个国家的中层人民已经越来越适应国家的不断繁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因此任何大幅度的明显下降与滑坡都会引起中国老百姓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质疑。
毫无疑问，中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保障网络，从而保证从海上战略交通线运来中国的自然资源能够满足需求。如图6所示，马六甲海峡是全世界第二大海上运油要塞，印度天然的地理优势和美国强大的海战能力都会对封锁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这种封锁也将会影响很多其它国家，并且封锁中国在这条航线上的海上运输必将引起中国的军事反应。并且毫不可夸张的说，全世界的贸易商，其中也包括美国和印度，都十分依赖一个繁荣的中国。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金融状况不良的背景之下，任何国家如果从本国利益出发，都不愿意去遏制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已经主动地参与到全球经济运转体系之中，并且这也充分预示着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至少在表面上改变着全球的运行规则及模式并掌控金融活动的方式。当然目前还没有到能够使用经济杠杆的阶段，虽然现在的事实是许多国家都依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中国还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这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一件大事，但是不负责任的金融活动是一把双刃剑。中国需要持续地发展来实现其国内和全球目标，中国一旦出现下滑会对其战略目标造成影响，同样也会对其敌对国家造成影响。诚然，减速策略可以作为将来的一种战术，但时至今日仍未出现迹象表明中国在使用这种策略。
结论
中国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其军事实力也在飞速发展，但是，这种增长速度能否适应国家大战略是存有疑问的。前任澳大利亚总理凯文•拉德（Kevin Rudd）曾暗示指出，除了经济增长、发展和军队建设之外，中国精英并不清楚中国应当在全球新秩序中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拉德还指出，中国对其国家大战略也比较模糊，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也不够明朗。
但是，中国却一直在强调那些明确的国家“红线”，如果印度或美国触碰这些红线将会导致争端并可能会升级为摩擦冲突。分析家认为，台湾、西藏或其它中国主权领土出现独立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供给受到威胁，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就会导致中国的军事回应。
如果东盟国家能够通过谈判使各方达成协议，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就可能会与印度、美国达成共存关系。同样地，这些可能产生共存关系的机会还包括：中国与美国在海上活动自由方面、在海上战略交通线安全方面、在打击海盗方面、在反恐方面等等能够达成同盟。凯文•拉德指出，中国的政界精英也在考虑三方共存的机遇，并且这种行动能够改变中国的安全地位。中国、美国以及印度三国都应当去努力探寻三方能够合作应对共同威胁的机会，从而增强国家间合作的透明度，从而能够对中国的国家大战略产生影响。
第五章 结论
希腊历史学家修希德狄斯（Thucydides）曾指出，荣誉、恐惧和利益是国家走向战争的源动力。自从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n）战争以来，许多世界性事务的处理方式发生了变化，但上述的这些战争诱发因素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仍然存在，中、美、印三国之间缺乏互信、缺少透明、互相担心，同时还为了国家实力和繁荣而互相竞争。
本文分析了印度、美国、中国各自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政策，在这一地区三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与合作，还有着摩擦与分歧。通过分析每个国家的外交、军事、经济以及国家政策，进而预测各国将来可能会采取的行动。
分析表明，三国之间在一些战略交汇点上具有达成合作的基础，但是三国之间任何两国想要建立正式同盟却是不可能的。更进一步说，虽然印度和中国都认同要避免误会，互相包容，并且三个大国都在努力进行同盟的构建、经济的复苏、军力的彰显以及外交的边缘化，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目的，但也有许多的潜在摩擦点可能将会发展升级为外交或者军事上的冲突。三国在共存方面所作的努力将决定着整个地区的安全稳定。
结盟问题
客观上看，三个国家能够真正达成结盟的条件很少，尽管如此，美国一直都在支持印度来制衡崛起中的中国，拓展其在该地区的网络并从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印度国内市场中攫取经济利益。而印度之所以接受这些援助，是为了通过美国的支持来实现其在全球事务中地位的提升，发展其军事能力来对抗传统的敌对国家，并依靠美国的支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虽然这些活动可能会导致失去另一个盟友，但很显然美国与印度之间建立起牢固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如果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或更具侵略性的时候。
至少在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海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仍将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段时间里，印度和中国都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美国肯定是海上战略交通线的捍卫者，美国也必然要拓展印度—太平洋海洋活动范围，三国之间应致力于合作而不是竞争。由于能源需求，三个大国都需要保证战略交通线的安全，因此在处理共同面对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问题上，三国能够达成海上同盟。
三个国家可以利用亚丁湾反海盗特遣部队协作的案例，专门组建一支地区性的海上特遣部队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等。在适时的时候，这支部队的职责还可以拓展，来应对地区性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灾难救援。这样一支特遣部队必须要纳入东盟国家的参与，从而增强其法理性，同时还要加强军队与军队间的交流，发展互信合作并增强透明度。
共存问题
与一个对等的竞争对手形成共存状态不符合美国传统的国家理念，尽管如此，如果中国、印度确实做到了和平崛起，共存也不是不能出现。美国式的对中国发展的遏制会导致国际社会的谴责，更会增强中国的敌对状态。
中美之间关于台湾独立问题已经交涉了六十多年，也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想要转变目前的状态。这可能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共存”状态所体现出的一个方面，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台湾或中国在外交上有更新的动作出现。在中国目前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情况下，当前的这种状态符合中国利益。
中国和印度都在对其接壤地区进行管控，特别是西藏和克什米尔地区，但有些时候这些动作会造成边境紧张，特别是印度方面一直都念念不忘1962年中印边境作战所遭受的失败。当然，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直接威胁到了印度的领土完整，它可以通过外交努力和双方磋商、互作让步来进一步解决。
印度、中国、美国三个大国之间都有着大量的贸易往来，中国也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但美国和印度都针对中国平等贸易方面进行过投诉。国家之间出现贸易摩擦是非常正常的，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出现投诉必然会影响贸易或增长，但这并不影响国家核心利益，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是全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
虽然三个大国都在努力避免出现摩擦，但是国家之间经常可能会因为偶然事件而爆发危机，这很可能会在美国与中国、印度与中国之间发生。一方面美国与中国互为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互为邻邦的印度和中国之间更易出现误会。两个国家在历史上就出现过隔阂，并且印度在外交上还不够成熟，中印两个国家在同样的一段时期、同样的一个地区追逐着同样的奋斗目标。
冲突问题
三国之间由于互相牵制而产生的担心还是很强烈的，印度受到中国“珍珠链”策略的牵制，中国受到美印海上交通要塞控制战略、第一第二岛链海事活动的牵制。这些牵制制约着国家的发展核心，并且都是可能诱发冲突的摩擦点。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是一个拖了很多年的潜在摩擦点。虽然中国并没有对外正式声明南海事关其国家核心利益，但这并不能说明谈判磋商的可行性，实际上中国在行动上已经更加地理直气壮了。如果中国针对东盟国家的行动越来越强硬，并且如果东盟对此地区海事活动管理、捕鱼业以及资源开发权等问题的谈判磋商失败的话，那么美国就必然会介入。因此，必须要通过东盟地区论坛持续不断地从外交工作上进行努力，来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一旦东盟对此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就应该将南海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国际法庭进行仲裁。
近期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的，这一问题将会导致从中国流向印度的新鲜淡水将大幅减量。水安全问题对于一个像印度这样幅原辽阔的国家而言是一个大问题，并且将会直接影响到印度老百姓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它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如果问题不解决，将会导致印度使用更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印度和中国应当针对其陆地边境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正式约定，还应当针对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来进行外交交涉并形成一致意见，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印度和中国的需求。
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包括中方具备的赛博战能力，是美国一直在努力对抗的能力，这也是双方潜在的无法摆到桌面上的冲突。中国已经表明了要运用赛博战手段的意图，同时美国也已经将赛博攻击列为是一种敌对性质的攻击行为，所以很显然这也是诱发军事摩擦的因素。针对这种情况，只有双方达成互信，才能够避免一方率先使用这一新型手段来先发制人。
结论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印度—太平洋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很高，并且每个国家都能够为规避风险作更多的工作。当前的大环境是中国担心印度的崛起和美国的制裁、印度担心中国的制裁、美国担心中国的强大，因此就有许多可能的摩擦争议区域会发展成为冲突。出于印度—太平洋战略三角的这些国家都需要极为谨慎的行动，避免出现由于猜忌和误解而产生的冲突。只要重新分析一下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事件诱发的各种因素，就能够得到教训，在政治层面缺乏清晰和透明就可能会导致互相缺乏信任，进而产生恶劣后果。将行动和目的进行清晰明朗的说明与沟通，对于维持稳定是极为重要的。
三个大国都在努力追求经济繁荣，不同的是对中国和印度而言是要发展，而对美国则是要保持。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在不考虑直接威胁国家领土完整或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不懈追求是对抗“战争恶魔”出现的关键。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出现冲突，但在地位日益重要、竞争日趋激烈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就十分需要美中印战略三角要致力于透明、互信，至少要保证实现共存，才能维持地区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