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针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国际社会开出了一些药方。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20国集团（G20）机制应运而生。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激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讨论。西方社会意识到，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管控世界经济不平衡，转而召集G20系列会议特别是领导人峰会研商对策，全球经济治理步入新的阶段。从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到今年即将在土耳其召开的G20峰会，议题大都围绕世界经济增长和平衡展开，比如，加强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建立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等。
继续发挥贸易投资引领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压舱石”作用。近3年来，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速，打破了二战后两者保持多年的2∶1比例的增长。国际社会意识到，只有提高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才能使全球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改变过度消费和过度生产的不良态势，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平衡。为此，各国努力加强生产能力建设，以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双轮驱动加快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规则是基石，区域经贸安排则是新经贸规则的探路者。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大症结是经济结构失衡。各国纷纷出招，化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失衡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推出了再工业化的新举措，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国家也制定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家战略。一些国家为了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抢得先机，加快了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商业开发和利用。
但是，应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这些药方存在治标不治本问题，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成效甚微。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称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三驾马车”。尽管这“三驾马车”为战后全球经贸秩序的重建和维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进入21世纪以后，“三驾马车”无一例外遭遇发展战略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困扰。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一揽子谈判”难以达成共识、争端解决机制繁冗且执行困难、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泛滥的冲击等挑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面临美国垄断控制、缺乏战略方向和治理结构不顺等困境。这说明，在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普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已无法通过自我调节和外围“修补”实现平衡，必须统筹考虑“三驾马车”的改革，核心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
变革必然伴随利益的再分配，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发挥更大作用。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重要贡献者。为了帮助克服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供了更多金融资源，包括同意购买5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和承诺增资430亿美元，与相关经济体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等。中国高度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石油补贴、稳定大宗商品价格、G20参考性指南的讨论，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筹建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不仅自身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而且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张 磊
（作者为世界贸易组织教席、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