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一体化建设、环境联防联控，是实现京津冀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健康福祉的根本保障。大气污染与生态环境恶化是不受城市行政边界限制的，京津冀地区本就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经济圈、文化圈和生态圈，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生态环境压力，京津冀乃至周边的省份，早已形成唇齿相依的生态共同体，必须走生态一体化之路。目前，京津冀大气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已经打破地域，“APEC蓝”就是多省区市协同出击的充分体现。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部署，通过生态一体化共建联防，破解资源生态难题，共建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宜居家园，是京津冀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具体来说，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即，统一规划建设区域生态安全体系；促进循环绿色低碳发展，探索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新模式；拓宽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资金渠道，探索多元化补偿机制；建立生态环境危机管理体系。
但是，京津冀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有效机制。也就是说，尚未形成共同参与、成本共担、收益共享的互动机制，无法保障区域内不同功能区都能实现公平和谐的良性发展；尚未健全统一规划、严格监管、法律护航的管理制度；尚未建立起以市场运作为基础、政策支持为补充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纵观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历程，制度建设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资源环境“倒逼”、可持续发展理念、低碳绿色发展方式、科学技术重大突破和资源价值化等制度性安排，是实现环境恶化到生态良好转变的基本条件。
在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区域生态一体化，制度保障尤为重要。当前，亟须在经济发达的大都市与经济贫困的生态涵养区之间，建立起一套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稀缺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等，使欠发达的生态涵养区获得生态补偿，换取地方发展的资本和条件。
鉴于此，完善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比如，开征汽车尾气碳排放和高碳能源产品消费税；建立区域生态建设基金；向生态涵养区提供优惠贷款。二是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比如，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完善生态产品资格认证制度，实现由消费者付费的生态服务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产业化、环保产业专业化。三是加强政府的生态规划、服务与监管。比如，制定区域生态建设统一规划并赋予其法律权威性；建立区域统一的技术平台和检测平台；实行政府生态问责制。四是完善立法与严格执法。比如，尽快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及配套政策；严格实施生态环保法律的立法、司法、执法和监督程序，扭转“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