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登特（Susan Dent）是英国最知名的词汇专家之一。她在新书中详细分析趣味丛生的外来语和丰富多彩的俚语。这些词语存世有数百年之久。
"eavesdropper"一词最初是指借口出去透透气，站在滴水（eavesdrip）屋檐下与人谈话，以期捕捉到邻院有趣八卦的人。
我的父母曾说，我总是喜欢偷听别人讲话。但是，我可不想听到一段猥琐的闲谈，我只是想理解对话里的词汇。我忠实地记录下偶然听到的词语，之后认真钻研，想要破解这些陌生却缜密的“密码”。从此以后，这成为了我一生热衷的事业。
后来，我用完了许多本笔记；慢慢地，我也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词汇研究学者。我发现，从足球粉丝到殡葬员，从特工到弹球玩家以及政治人物，人人都至少从属于一个社会群落。从群落概念上，我采取的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这些群体更多由职业和兴趣决定，而非基因。
我在新书《登特的现代部落》（Dent's Modern Tribes）中谈到，了解每个具体群落的最佳方式就是对其语言追根溯源、穷原竟委。
“排除障碍”
“部落式”对话历史悠久。最早的一些词典汇集的是黑道上的黑话，躲避当局监控或防止其他“外人”威胁交易的一种方式。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善意的戏谑。一个世纪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如果两个拦路抢劫的强盗在月黑风高的夜里相遇，他们俩都会互相耳语“这首曲子已付费”，作为从事同一行当的暗号，同时提醒对方，他们绝不可能因为对方耽误交易。
我从属的第一个群落是学校——一所女修道院。我们过去把忏悔叫做“泄密测试”（confession test），因为（我猜想）人们在帘子后面把秘密（bean）都讲了出来，
而我们每周罪行轻重都可以从神父要求忏悔祷告的长短反映出来。所以，H3并不是一种铅笔，而是为一般的不当行为念诵三遍圣母经(Hail Marys)（我记得自己从未背过整部玫瑰经，只有赎还最重罪孽才需要这样做）。
从那时开始，我就参加了各种各样数不清的团体，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色“黑话”。就像所有人一样，我能根据交往之人所处的团体，在不同”黑话“间转换自如。正如回家时有些人会换成另一种”黑话“，说天气用“nesh”（怕冷））而非“cold”(天冷)。我会告诉一同骑车的伙伴，我上一次骑车时很费力（bonk），换句话说，我在精疲力尽的情况下骑车撞上了墙，这事让我记忆深刻（也很不愉快）。
当然，用“bonking”一词，可能会让一些不骑车的人误解，就像一个外行人听到一个“twitcher(观鸟迷)”或“birder(鸟人)”，会以为“漏捕”而心灰意冷，或者听到“庆祝排除了障碍”（celebrate unblocking the blocker）时，以为是“打乱了思路”。
但是，所有这些词语都会对他们所处的群落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对于“birder(鸟人)”一词，你可以感受到别人看到了一只罕见的鸟（an extremely elusive bird 即crippler）、而自己却错过了的沮丧感。（另一方面，“Unblocking the blocker”这个短语最终会在你的百鸟谱上出现，因为你看到了一个逃离视线许久的“超级不完美事物”）
“她站在地板上看起来好性感”
我在为新书做调研时，遇到了各种各样令人心花怒放的惊喜。比如说，建筑工的互相逗乐富有趣味，既点亮了自己的生活，也让无意间听到对话的人心生愉快。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一些表达：“鼻涕”(snotter)指任何意外粘在油漆或石膏上的东西，“把肥肉洒到莱昂内尔•里奇（Lionel Richie）的舞池里”(spreading the fat on Lionel Richies dance floor)指给天花板涂灰泥，而“足球运动员加里•内维尔（Gary Neville）惯常一瞥”（footballer Gary Neville gets a frequent looko-in）则表示建筑工需要使用水平仪（或者 “泡泡”）。
热衷搜集火车机车号码的人也很有意思，这个群体的年龄段也变得更小，还有更多的女性参与进来。从一群本能够参加潮人媒体会议的年轻机车号码迷那里，我学习到了机车“型号”的词汇，经历从一个“正常人”（非爱好者）到一个“铁轨人”（trackbasher）（最狂热的机车号码迷）的过程。（我想我只是个“伯特”（bert），即一个普通旅客，脑子里想的只是从A地到B地。）
另外，出租车司机要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要对伦敦街道路线了如指掌。依靠“山核桃木”（hickory）（dickory dock, 即计时器）谋生，出租车司机创造出了一系列词语，并让它们与开车一样津津乐道。在他们眼里，乘客可称为“比利•邦特”（Billy Bunters）（英国作家汉密尔顿所著小说中的一个学童punter），男乘客和女乘客分别为“公鸡”（cock）和“母鸡”（hen），单一乘客是“一枚大头针”（the single pin），需要跑长途而与司机组成最佳组合的乘客则是“黄金清道夫”（golden roader）。
出租国司机甚至会给伦敦的地标重新命名，国会大厦是“煤气厂”（Gasworks），国王十字火车站停车处是“香水瓶”（Scent Box），英国广播公司大厦则是“废话商店”（Triple Shop）。他们随意地用这些词，也会聊那些个坐“霸王车的人”（ bilker）——指那些到达目的地不付钱就下车的乘客——的事。
同样大名远扬的是有关足球员、梵文学者及管理者的趣事。在足球迷和评论员之间，足球运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质量”（quality）和“等级”（class）成为了“选择”（chance）形容词，“你懂的”（y’know）充斥于谈话之中，“看，我说的吧”（like I say）则比史蒂芬•杰拉德（ Steven Gerrard）更受欢迎，甚至是在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之前从未讲过。总而言之，“你没办法改变它。”（you couldn’t make it up）。
在所有这些群体中，部落式谈话是一种简单快捷地团结成员的方法。但是，当然也有其它一些群体也有自己的语言：难以破解、保密性强。
一些词只能是内部人员听懂，外行人听起来则云里雾里的。以共济会成员为例。共济会的语言里有大量丰富、洪亮的圣经式词汇，完全与入会仪式相匹配，可是，这却又与其向公众开放的意愿相违背。而对军队语言来说，行军密码直接决定生死存亡。
许多这种不为人知的语言跨越了两个世界，既为群体提供了肯定性戏谑语，也为现场工作加密。
在类似的交流中，你可能无意中听到女警说起 “盗车者”（obbo） 的“观测气球”（twoccer）的情况——观察一个偷车贼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盗取车辆）；而她的刑事同事则可能在抱怨监狱（nick）里的“工作轴”（job rool）的质量——其实是说警察局的厕纸太过粗糙，就象他们关起来的罪犯一样粗野（rough）。
以上列举的只是我找到和记录下的语言里最喜欢的一小部分，
而在我自己所在的群体里还有其他一些词语，如说词典编纂者的“鸡蛋玉米”（eggcorn），用来描述像“切奶酪”（' cut to the cheese'）这样的语言误解成为正确表达的现象；又比如说，摄影师说的“她站在地板上看起来真性感”（ 'she's looking hot on the floor'）其实并非赞美，而是指模特在这种布景下看起来过于亮眼。我们身边有着各种各样的不为外人所知的语言，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有很多梗和只有圈内人懂的小笑话。
另外，我们还能确定一件事：部落式的谈话永远不会有消失殆尽的一天。就像英语这门语言一样，我们的群体式谈话会一直向前进化，而像我一样四处打听的人只能一步一趋地跟着。不过，我会不断跟进——我还有许多未及填满的笔记本，我为语言做的“鸟类记录”才刚刚开了个头。
